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

2020-03-29 17:27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美    浏览量:297

序言到了耳顺之年,人生的经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有时间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原先忙于工作,想做的事却没时间做。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一代人,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恢复高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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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到了耳顺之年,人生的经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可以有时间做些自己想做的事,原先忙于工作,想做的事却没时间做。

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一代人,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恢复高考”“计划生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中国当代历史上跌宕起伏的一些片段。这些历史片段在我们身上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当我们发育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到了读书学文化的年龄,遇上了;刚的时候,我们去了农村;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遇上了计划生育;当然,我们也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在历史的大潮中,我们每个人虽微小如沙子,可经时代浪涛的洗刷、打磨,“沙子”变得细腻、匀称,不少还卓卓发光。

的历练,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身板,更是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文革十年的人才积淀,恢复高考,给他们拼搏,补上了知识短板的机会;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们又勇立浪头,开拓创新,为国家复兴尽绵薄之力!他们中有不少人在“4050”的年龄,又做了企业改革的铺路石,提前退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为国家的振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把经历过的所见所闻以回忆的形式记录下来,对于一代人来说,虽只是沧海一粟,可众人拾材火焰高,或许能从一个个侧面更客观真实地让我们的后人看到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一朵朵“小浪花”或许更能具体地让人触摸到50后所处的那个时代潮流的澎湃。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段历史的亲历与见证,当时光流逝到可以回首往事时,一个个单体的经历或许能构成一幅时代的画卷,引领我们看清历史真实的容颜。

前不久,看到杭州图书馆收藏了十多户人家写的家史的报道;也有学者现在专门从事家庭“口述历史”的工作,并把这些“口述”记录成文字,这些记录普通人历史的做法非常有意义,它会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有益的补充素材。

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一代人,接受了完整的教育,理应比我们的前辈更有条件把我们一生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人类的遗产需要多角度的传承,尤其是在普通老百姓口中、眼中看到的历史,似乎更接地气。它们如绘画的一张张“白描”朴素、原始、自然。从个人经历去进入历史,虽没有史学家著述的题材那么重大,却也是人们与历史亲密接触的条条小径。堂皇的正史像远处风景,看轮廓,观走向;私人回忆录却像一树一花,可攀折,可抚弄,有近切的质感。进入这具体、注重细节的个人过往的日子,会更真实地认知其生活过的周遭环境和时代背景。

一个优秀民族需要有优秀的精神、优秀品质的代代传承!英国人曾说过,培养“贵族品质”需要三代人。不管这话说的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有一点给我们启发:一个国家的强盛是离不开一个个家庭、家族培养出的一代代社会的精英。任何发展,任何超越,说到底都是以人才的竞争为前提的。

好在所写都是亲身经历,无需很累的构思,也无需华丽的辞藻,只是把那些记忆还清晰的情景和感受给记录下来,每天写一点,回忆、写作倒成了我耳顺之年生活的一种享受。

现代社会有许多工具供选择,可以口述录音;也可以把一些照片做成影集;或许还可把影像资料剪辑刻成光盘。而我最终还是选择用文字,并穿插着些照片,这会使满满的字里行间显得形象生动些。图文并茂的书籍,有时信手翻来,图片比文字更吸引人眼球。翻看着图片,会看上一段文字,现代人要静下心来光看文字的东西确是比较难了。

选择用文字,倒不是我擅长于文字,而是感到文字的好处是可以利用时间碎片,积少成多;写后又可细细回看。案头清茶一杯,边喝香茶,边修改文字,每当这时记忆的闸门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开,流淌其中又是一种享受。有了电脑,文字处理比手写又灵活方便许多。想起什么,添几笔甚方便。

我的孩子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坚定做成这件事的决心。她说:“这事不是一般人能做成的。”这似乎给了我要做成这件事的想法添了一把火。做有性的事,也正合了我的性格。

我没有按时间顺序来写回忆录,一是有些事情确切的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已有些淡薄;二是怕这样写,会显得呆板,枯燥、乏味的文字,不要说让后人看了,怕自己在写的过程中,热情也会黯淡下去。我采用把个人经历中有特点的一些生活片段集中概述的方式来写,同时辅以个人成长的时间脉络,这样的写作构思好像能活泼、跳跃一些,既不平铺直叙,又不失回忆录应有的时间脉络。我把几个大的生活片段以“章”的形式集中在一起,这样在写的时候不至于会散开去。我顺着回忆的思绪一路写下来,待写完所有的“章”一看,容量过于大了,不便于阅者的翻看,于是我边修改,边添减;边把“章”里的内容分了些“节”起了题名。这样翻书人阅看时会方便些,也便于阅者能顺着目录找到相应的章节翻看相关的内容。

全书共分为七章,基本是按照我成长的经历来安排的。我从三岁左右对一些往事已有较清晰的记忆,我把孩提时那些还能记起的生活片段,用最早记忆中的一些碎片把它集中在一起; 也就是从三岁开始,我由外婆从温州老家带到上海养育,在静安区一条叫“愚园路”的街道生活了十三年,在那里上幼儿园、小学,一直到中学。巧的是在“愚园路”上,相隔不远有四家亲戚同住一条马路,连我以后的丈母娘家也住在这条街上,这是很巧合的一个特点,我为这段经历起了个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的章节名;我的父母在时期,因国家大办钢铁,从温州老家双双被调到杭州建设当时的“半山钢铁厂”而在我大学毕业后,又来到已改名“杭州钢铁厂”的原“半山钢铁厂”工作,并把家安到了那里,小时候和成年后的两段钢铁厂情缘,我用“老八幢”与“老七幢”把它串在了一起;我十六岁不到,作为“老三届”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生,在“一片红”的的大潮中,去了江西赣南第一次国内战争时的老区插队落户,因县名叫“安远”我把这段下乡当农民的经历起了一个去安静的远方的章节名;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与“钢铁”真是结缘,不仅我父母一辈子从事钢铁业,我下乡三年后,有幸被招工去了“江西钢厂”前后两个钢铁厂的生活经历加起来有十年时间,这个章节,我起了个名字叫两个万人钢厂把两段经历有趣地作了比较回忆;我曾就读两所大学,1977年,我有幸被组织上送到“江西大学”新闻专业进修,后这所大学改名为“南昌大学”属国家“211”重点大学之一;1978年,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全国第一次统一考试,被江西师范学院宜春分院中文系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大学生,现这所大学改为宜春学院,两所大学前后加起来脱产读了四年书,这段读书的经历,我用我读过的两所大学把它集中在一章里;在杭钢工作五年后,我被选调到浙江省级机关工作,先后在浙江省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浙江省委企业工作委员会、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浙江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工作了二十六年,这段经历我把它概括在在省级机关工作的日子里

写成这本回忆录,我了却了一个心事,心中感到十分舒坦。我们的后代如果能从前代人身上传承、感悟到些什么,精神文化上的东西或许会潜移默化地与她们的血脉糅合在一起,创造出她们那个时代的美妙音符也不尽然。这种传承是不是要比物质财富的传承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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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的背景是愚园路、镇宁路交叉口。原先的马路菜场搬进了室内。

第二章 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

*“四明别墅”

愚园路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两辆电车交会,留给骑自行车的人只有很窄的空间了。整条路也不长,从静安寺长德路算起,到中山公园为止,中间隔了胶州路、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镇宁路、江苏路等几条横马路也就到头了。

在这条马路上,我生活了十三年。幼儿园、小学都在这条马路上。上海的许多亲戚也居住在这条马路上。已经50多年了,这条马路变化并不多,路两边的建筑和弄堂也还是老样子。这是一条上海市政府要保留的街道。

每次去上海,走在愚园路上,就会有许多回忆,也倍感亲切。

舅舅的家住在576弄19号,这条里弄对外也称“四明别墅”说是“别墅”其实当年盖这条弄堂,顶多可以说是联体排屋。朝北进门是个厨房,与厨房并列的是个汽车库。一楼房间一大一小,朝南有一个门通前面的支弄,还有一个十来平米的小花园;小间朝北,约18个平米。卫生间设在一楼的过道里。二楼和三楼的房间结构是一样的,南北两间都被打通,各有一个卫生间,一进门,给人宽敞的感觉。三楼朝南的大间有一排落地窗,一个约一米宽的阳台。亭子间和朝北的小间之间有一个天井。这样的设计,使小间、卫生间、和亭子间都有了明窗,通风好了许多。二楼、三楼的亭子间各有20多平米,带卫生间。亭子间南北各有两扇窗,采光、通风都很好。四楼是个阁楼,约十来平米。顶层是一个有20来米的露台。

这样的房子,拿现在的标准看,如是一户人家,也是够宽裕的了。我小时候搬进去住的时候,一楼由另一户朱家住着。在我稍大些以后,二楼亭子间搬进了潘家。我们吃饭由二楼亭子间搬到了一楼汽车间。三楼亭子间和四楼的阁楼由胜平弟大舅放些旧家具和杂物。外公、外婆、我和弟弟以及秋华阿姨住二楼;舅舅、舅妈和胜平弟住三楼。一楼的厨房是公用的,每家一个煤气灶。厨房烧好饭,进一个小门,就是我们日常吃饭的汽车间了。 当年这房子设计、建造考虑得还是挺周全的。前些年,平弟借我看了一本书。书是曾住过这条弄堂的人写的,写了“四明别墅”的历史和曾住在这里的一些人和事。知道“四明别墅”是一墙之隔的“孙家”盖的。“孙家”的孙衡甫曾开过“四明银行”是四明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宅地就在“四明别墅”旁,称为“孙家花园”这个花园占地十多亩,花园中间盖着栋别墅。解放后,这花园被收为国有。我小的时候,这个花园一直被一个设计研究所占用。当年“孙家”在花园隔壁买了地,盖起了“四明别墅”一部分给了亲戚用,大部分用于出售。拿现在的话说,房地产,又自己开银行,资金应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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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是现在“四明别墅”576弄的景色,弄堂靠着“孙家花园”弄内的住宅靠一边。

小时候有些记忆已经不深了,外婆刚带我到上海,大舅一家住在安福路275弄8号,外公和外婆另有一间住房,1956年5月26日与大舅一起搬到了愚园路。“四明别墅”的房子据说是胜平弟二舅全家去美国定居后留下的。房子肯定比安福路宽裕,外公、外婆也随舅舅一家搬到这里住了。以后听平弟说,安福路的房子是交通银行分给他父母的婚房,搬到愚园路后,这婚房和外公、外婆的房子都交给了公家。那时哪有现在的“房产”意识,有房子住就可以了,收入普遍不高,房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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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孙家花园”靠愚园路的围墙拆了一部分,有酒吧之类的门面,让这条原先僻静马路多了些情调。

*我的弟弟

我到上海没两年,弟弟也从温州被带到了上海。这时,外公和舅舅的家已搬到了愚园路了。记得是外公去把弟弟接来的,不是去温州接,不知是什么人把弟弟从温州带到了上海。外公是去那人的住处把弟弟接到家里的。

见到弟弟,我和胜平弟都十分高兴。我们又多了一位小伙伴。弟弟刚好小我两岁,与胜平弟同年,都属“羊”只是平弟的生日在上半年,弟弟的生日在下半年,两人相差半年。

弟弟刚来上海时,可能营养不良,头发有些稀落,脸色白白的,还大的眼睛,看上去有些“白眼”总之,小时候我这弟弟没有我和胜平弟长得精神。

弟弟背着一只红布书包,上面贴绣着两只白色的和平鸽。弟弟比我们活泼,到了新的环境,一点不怕生。外公、舅舅下了班,全家在一楼吃了晚饭,上到二楼大间,让弟弟唱歌,他很痛快就唱了,而且用温州话唱。外公、外婆、舅舅听了都十分高兴。歌词我已记不得了,印象当中有“农民伯伯…”的唱词。外婆叫弟弟“阿亮”于是全家都叫他“阿亮”后来我知道弟弟的名字叫“建龙”温州话把“龙”念成“亮”音。

我和胜平弟把几只方凳翻倒,让弟弟坐在横档上,我俩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推,把方凳当汽车,在大房间里打转。时间长了,红漆凳面油漆都磨去了,地板也给弄毛糙了。外公、舅舅他们大人什么都没说,看到我们高兴,他们也打心眼里高兴。有了我和弟弟的加盟,胜平弟作为独生子也不孤单了。

以后大些了,才从母亲嘴里知道:我到上海后,弟弟由保姆带着。很偶然的一次,母亲上班中途回家拿东西,听到保姆在问弟弟:“稀饭是糖拌拌,还是盐拌拌?”母亲听到后十分伤心,看来奶粉和其他营养品让保姆给自己孩子吃了。怪不得弟弟长得不够精神。

这事与外公一说,外公在四个子女中,与我妈最亲,说外婆带一个孩子是带,带两个孩子也是带。他让外婆把里弄生产组的工作给辞了,专门来带我们两个外孙。胜平弟由奶妈秋华阿姨专门照顾。

每月父亲给外婆40元。舅舅当家,每月外公工资拿来,连同我和弟弟的伙食费,一同给舅舅。当时的家境应是不错的,舅舅工资最高,每月有90多元;舅妈70多元;外公60多元。在那个年代已是很不错了,每天2-3元菜金,全家还吃得不错。猪肉几毛钱一斤,青菜几分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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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眼中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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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最早的全家福照片。外婆手中抱着的是平弟;外公抱着的是龙弟。大舅和我妈已结婚生子。小舅准备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小姨当时在愚园路上的“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大舅和舅妈都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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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平弟的这张合影,直到现在还被平弟的媳妇冯薇苓夸起。外婆带小孩呱呱叫!从全家合影这张照片来看,是拍了全家福后,又给我和平弟拍了合影,平弟穿的衣服和全家福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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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园路、镇宁路口的“富春小笼”在上海小有名气,每天里三层外三层。

“19号”里的男孩

19号里都是男孩,这在整个里弄是出了名的。朱家4个男孩,最小的嘉成与我同年,往上推是嘉庆、嘉洪、嘉明。潘家2个男孩,跃元和进元,比我们家3兄弟小,而且小得还比较多,大约相差五六岁。这样整幢楼加起来共有9个“光郎头”

小时候,大上一两岁,就相差许多。我们经常会玩“骑马打仗”的游戏,嘉明、嘉洪背着我们,挥舞着木制的跨刀打仗,这是我们感觉最兴奋的游戏。

在长身体的时候,嘉明、嘉洪他们常利用厨房连接车库门的一段自来水管练单杠,我们也学着做。

男孩子好动、调皮,打架的事时也有之。在弄堂里玩打弹子、抽陀螺、滚铁环、叮橄榄核等游戏,与其他孩子也会有争执。好在19号里男孩多,势众,一般也不太有小孩招惹我们。

外婆把我们管得很严,一般只允许我们在小弄堂,也就是支弄里玩,不允许到大弄堂(主弄)里玩,更不允许到其他小弄堂与其他孩子玩。有一会儿看不见,她就会大声地叫我。三个孩子中,我当大,也最顽皮。小时候真没让外婆少操心。

在这条弄堂里,留下了我童年的许多美好记忆。我们把拖把柄锯下一小段,用小刀削成陀螺,在煤气灶上把铁珠烧红嵌入陀螺底部,一个小小的陀螺就做成了,用一根小木棍系上一段绳子,在弄堂的水泥地上抽打着陀螺,彼此比着,看谁能持续得更久而不倒。

一段时间我们会对一种游戏乐此不疲,踢毽子、跳绳、“造房子”等游戏男女孩童都玩,而跳橡皮筋等游戏是女孩子的专利。

偶尔,弄堂里有推着“西洋镜”的手推车来,花几分钱可以看一两部幻灯片影片,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说是“微”了。自己用手旋转着开关,可快可慢。小伙伴们会回家让大人给几个钱,在弄堂里看上一会儿“西洋镜”隔壁弄堂也有“小人书”摊,花一两角钱可坐在那里看上半天。

到了夏天,小伙伴们都放暑假了。傍晚,洗了澡的孩子们都到弄堂里纳凉。水泥地上,大人已早早地撒过了自来水。邻居们各自拿着纳凉物品,有拿竹椅;也有铺上一块竹板的,手里摇着蒲扇,随意聊着天。那时不用说空调,连电扇都很少,记得我们家两层楼,一个月只用去四度电。

那时的邻居,弄堂是他们闲聊的好场所,也好了我们这些小孩,多了些时间可在耍。下军棋是我们男孩的所爱,几个人聚在一起好不热闹,一边下着棋;一边嘴里“兵不厌诈”边上看的小伙伴也是参谋多多。

弄堂里各种小摊小贩、手艺时有光顾。记得曾有牵着羊或马来弄堂现卖羊奶和马奶的,羊或脖子上挂个铃铛,慢悠悠地在弄堂里走着,那清脆的铃声在弄堂里转悠。可不长光景,这场景就不见了。估计是为了市容,不让进城了。还有修补瓷碗的手艺给我留下满深的印象,有裂缝的瓷碗或砂锅之类的餐具,师傅会在裂缝的两边用一个木制的手钻轻轻地钻出两个小孔,按上一个金黄色的金属钉子,沿着裂缝一排钉子就把碗给补好了,末了,还抹上些磁粉类的东西。现在,磨剪刀的手艺人还能看到,这补碗的手艺人是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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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这张照片是谁给我拍的了。自行车是外公上下班骑的28寸永久牌,地点在19号后门的小弄堂,背景是33号前门口,估计拍的时候那边光线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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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谷村”是愚园路上一条颇有知名度的弄堂。每天上小学都要经过这条弄堂门口。佩理的太婆家住在这里,三楼,很不错的一套房子。我们曾在那里住过。

中实幼儿园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送到中实幼儿园。幼儿园在马路斜对面的一条弄堂里。那里的房屋结构比四明别墅还要洋气些,弄堂到底还有一个私家花园,有一块很不错的草坪。文革期间,这个私家花园围墙被拆了,我们时常去那块草坪上踢足球。

幼儿园设在一栋房子的楼下,有几间房,并不大,有几位阿姨管着。小孩早晨送去,下午接回。中午在那里吃餐饭,下午有点心。也教些游戏,上会儿课。

我在幼儿园可算是最顽皮的男孩之一。有一次,我带着一把铜制的小宝剑,约一掌长。舞弄着,把一位个子挺高的女孩,我们称她“长脚”的头给刺破了,还流了血。外婆领着我上门给人家道歉。这位“长脚”女孩长大后,我偶有碰到。她住在愚园路520弄,和我现在的岳母家住在同一条弄堂里。我想她会不会留下一个疤痕,好在女孩头发长看不见。真有点对不住她。

现在中实幼儿园已经不存在了,独生子女让幼儿园和小学关门、调整了许多。佩理曾上过的“608弄”幼儿园倒还在,那天路过拍了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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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在一师附小的校门,在新闸路、万航渡路上。原来的校门和校址都给了市西中学。

*一师附小

到了该读小学的年龄,我还是幸运的,被我们这个地段最好的一所小学—上海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录取。这是上海仅有的几所实验学校之一,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10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其中小学阶段读5年。不仅比其他小学要少读1年,也就是说,5年要读完6年的书,而且小学3年级就开始学英语。

我被录取,外婆最高兴了。记得那天是外婆带我去参加面试的,说是面试其实很简单,问些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两位女老师问外婆:“他是您什么人啊?”外婆说是大外孙。

“怎么叫你阿娘呢?”

“从小跟着孙子叫,亲热些。”

“他父母呢?”

“大办钢铁,都在杭州上班,小孩没人带交给我带了。”

说外婆没文化,可这话说得非常得体,拿现在的话说,是到位了。我能被分到一师附小与外婆的应答有很大关系。

那天,外婆给我换了新衣服,一身净净的。

两年后,弟弟就没这么幸运,被分到乌鲁木齐北路小学,后改为第一师范二附小。师资质量、教学场地等都要比第一师范附小差许多。

佩理,后来成为我的妻子,同年被愚园路608弄的一所民办小学录取。可她很会读书,小学期间还当上了少年先锋队大队长。这是我们这些少先队员都十分羡慕的,我在小学期间只当过小队长。佩理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5年,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读好的学校,我感到是给你一种荣誉感,一种自信。

我因生日在下半年,按正常录取的规定,得到第二年才能上学,以7月为界。因此,我在班上年纪算小的,个头倒不算矮,坐第三排。

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懂事,好动,注意力不容易集中,45分钟一节课都有些坐不住,时不时开小差,做些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会被留下来。

学校门口那段乌鲁木齐北路是段末梢路,建了个马路菜市场,地上铺着小方型的石块,我们称这种路为“台格路”高低不平。遇上下雨天,这段路是比较脏的,路难走。现在这菜场早些年已搬走,铺成了柏油路,干净了许多。一师附小的校门还在那里,斜对面是一个礼拜堂。

我开始懂事,要读书,是从三年级开始的。记得班主任是位姓戴的女老师,从第一师范毕业时间还不是太长。人是讲缘分的,我感觉她对我不错,经常关心我,鼓励我,还经常表扬我。她教的语文课我特别认真。我的成绩都上去了,记不得是因为什么,我还获了奖。奖状和学习手册拿回家,外公看了很高兴。

第一次拿到了外公给我的奖品:一支他用过的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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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读小学时三兄弟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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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我们到了读书年龄拍的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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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理小时候拍的全家照,四位姐妹兄弟都长得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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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当了少先队大队长的女儿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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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原一师附小的校门,每天都从这个校门进出。现在校址给了市西中学,校门口挂了“市西中学”的牌子。隔小马路的一个校门,原是一师二附小,弟弟曾在那里读小学。

三年级开始学英语,弄堂里一些大孩子都没开始学,内心有几分自豪感,在弄堂里和小朋友玩耍时,会用简单的英语开玩笑了。

外公要求我一早起床,就大声朗读英语单词和课文。有时还把我抱上靠窗的写字台,面对面地帮我纠正读音。

我感到诧异,外公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也会外语。有时感到他的读音与老师教的不太一样。以后外婆告诉我,外公曾在英国人开的汇丰银行工作过。那里的英国大班待外公不错。估计外公的英语是从讲开始的,不像老师教的,有音标,又学语法。

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时自学英语,到了大学又花了不少时间学,毕业后我曾翻译过一部中篇小说《威尔敏斯特太太》发表在杭钢文学协会的《铁流》文学刊物上。这都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学习兴趣最重要。这也让我对外公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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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张是我读小学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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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在杭州照相馆拍的,爸爸是比较相信这个照相馆的,每次拍全家照,他都要去这个照相馆。这张照片被爸爸妈妈放大后还着了色彩,一直放在父母亲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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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弟弟在杭州照相馆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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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也是在杭州照相馆拍的。记得当时我让弟弟坐在后排,我来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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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师附小校门对面的耶酥堂。读小学时这个耶酥堂呆在小马路的一偶,安安静静的,一点也不招人眼,甚至都不记得校门对面还有这么个教堂。这些年开放了,信教的人多起来,也不用躲躲藏藏,耶酥堂显得比过去热闹了许多。门庭上那几个用红漆涂抹的大字特别显眼—“神就是爱”在这个需要“爱”的社会,“神往”有了感召力。

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年级。我在课堂上出过一次洋相,到现在我仍记忆犹新。

有一门《自然》课,我是比较喜欢的,大自然的奇妙给了我许多新知识。教《自然》课的老师是位经验丰富,幽默有趣的中年男老师。听他的课,我都比较专心。

在一节课中,他突然问大家:地球的中心是什么物质?

连问了几遍,全班没有同学举手。我对纪录片中看到的火山爆发的场景印象深刻,便举手说了是“熔岩”

没想到老师说,一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没人准确地知道地球中心是什么物质组成的。

这让我脸一下子通红,悻悻然地坐下。这以后举手发言,我谨慎了许多,在没人举手时,我也不轻易举手了。

现在回想起来,《自然》课老师这样设问不是太好,让胆大的学生上了圈套。

小学生的心理很脆弱,需要鼓励和引导。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3)

老照片不多,放在回忆录中便于保存。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4)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5)

经过阿熹娘舅辨认,每一位都落实了,当然还包括娘胎里的。

朱祖光,魏广文,霍君亮,六叔(朱志伦)朱祖韶,朱祖安,朱祖德。

后排二左起:

罗锦云,朱亮暒手抱魏明,张洪洁手抱朱彤,我妈手抱魏力,六婶手抱闻龙,朱亮华,朱詠贤,朱亮彩。

前二左起:

朱祖熹,霍佩理,霍佩仪,朱圆,朱詠才,朱祖嘉。

前一左起:

朱詠平,朱詠裳,朱滨。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6)

这张照片拍的是愚园路“救火会” 愚园路上的“救火会”可以说是全上海最有历史的消防所了。估计解放前就有了这幢消防建筑。石块加红砖的外墙,裙楼中竖起的瞭望塔,远远看去就知道是“救火会”

我每天去一师附小上学都要经过“救火会”门口。过了愚园路与乌鲁木齐北路街角,拐进乌鲁木齐北路菜场,离校门口就不远了。

这幢建筑原先的裙楼只有三层,因地基不错,后在上面加了一层。

过去的消防员是职业招募的,和家属一起住在裙楼里。

瞭望塔顶四面环绕着玻璃,值班的消防员拿着望远镜环视着周围城区。那时的房子都不高,瞭望塔可以俯视整个静安寺地区。哪里冒烟了,往往电话还没打过来,消防车就出动了。那时打电话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弄堂口传达室里装有两部传呼电话,一般人家中都没有电话。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高楼一年比一年多,盖得一年比一年高,静安寺地区也是高楼扎堆的地方。估计现在这瞭望塔也起不了瞭望的作用了。

裙楼大门里停的消防车倒是更新换了好几代,自动控制的云梯能攀上高楼。这和我小时候看到的解放牌车头的消防车是不能同日而语了。

“救火会”时常要操练演习。偶尔遇上,我会驻足看一会儿,大门边上的值班室放着满是闪烁指示灯的仪表盘,这边接到报警电话,那边警铃就响了,消防员们顺着铜制的滑杆从裙楼上直接滑到车库,迅速穿上连衣裤,一边站上消防车,扣着衣扣、戴上钢帽;一边消防车响着警笛就上路了。

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系上了红领巾。上海市少年宫离我们学校很近,在南京西路、延安西路和乌鲁木齐北路区块。这原是先生在上海的一处住所,解放后,把这一住宅捐了出来,市政府把它辟为市少年宫。

加入了少先队,课余有比较多的机会去少年宫参加各类活动。对一般的小学来说,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记得有段时间,我参加了少年宫的航模小组。一开始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模型,如一般的弹射小飞机模型。到以后要做军舰等比较复杂的航模时,我怕花钱多,不好意思再向外婆开口,就借口功课多,退出了。

在读小学的时候,语文、数学是主课,非得用功不可。我比较喜欢的是体育课和图画课,比较差的是音乐课,唱歌总会走调,不用说看着五线谱,就是看着简谱,自己一个人还是唱不好一首歌。

看来我的动手能力还可以培养,可音乐细胞是少了一些。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7)

上海市少年宫原是的私宅,解放后她捐出来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少年宫离小学和家都不远,穿过一段乌鲁木齐北路就到了延安西路,少年宫的正面开在延安路上。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8)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29)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0)

这是我读小学时,领巾的照片。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1)

我读小学时,我妹妹在上海同仁医院出生(原这个医院叫长宁区中心医院)这是我们三兄妹的合影。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2)

愚园路520弄,照片上的这条弄堂。不像576弄,有“四明别墅”的名字,它没有。可建筑要比“四明别墅”好,拿现在的标准,属双联排屋,而“四明别墅”属联排;房子是英式结构。只是到了现在,与上海其他的历史建筑一样,住进“七十二家房客”后,这房子的功能改变许多,可外观看,风貌音韵仍在。丈母娘家住在这里,这条弄堂我可没少跑。在江西钢厂工作时,估计在1973年的样子,有一部—《苦恼人的笑》在厂大礼堂放映,我看了两遍。倒不是潘虹演得好,而是整部的内外景拍的就是520弄。亲近感十足,地处他乡,距离瞬间拉近。

*爱好体育

我的体育课成绩还不错,体育老师认为我短跑可培养,也曾随体育老师去过几次少体校。代表班级参加学校运动会的接力跑总有我的份。

体育老师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皮肤晒得有点黑。上体育课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师附小有自己的小操场,但比起第一师范的操场,这个操场小许多。一般我们称自己学校的操场为小操场,称一师的操场为大操场。

有段时间,我因短跑快,比较喜欢踢足球。大操场有个标准的足球场,这两个操场之间没有栏隔,是相通的。下了课,我们会去大操场踢全场足球。一直到天暗下来了,我们会与一师传达室的老伯打个招呼,一出传达室门,就是愚园路,三两分钟就到家了。按规定,我们得走乌鲁木齐北路的附小校门。有时一师传达室的老伯不让我们走一师校门,我们会猫着腰,趁老伯在看报纸,一个个从他眼皮底下溜出校门。这样要少走20分钟路,可以多踢会儿球。

游泳也是在小学阶段学会的。第一师范学校有自己的游泳池,对外称共青游泳池。可能是为了安全,小学几乎没有组织过游泳。我是跟着楼下嘉明、嘉洪他们一起去学游泳的。外婆看有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一起去,才放心让我去。

共青游泳池是一个比较小的泳池,好在离家近,花一、两角钱可以游一个小时。先学会了踩水,后学会了蛙泳。稍大些后,也会与同学一起去静安区文化馆游泳,泳池在乌鲁木齐北路上,靠近华山医院。远些的去过新成游泳池,在南京西路上,已靠近成都路了。是个标准泳池,设备也好,长50米,宽有25米。

游泳一般在暑假的时候,下午有学生专场。游好回家,肚子饿极了,装上一大碗冷饭,似乎不用什么菜,就把饭吃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3)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4)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5)

从平弟、龙弟、妹妹在三楼小房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间小房间的背景:一组齐胸高的书柜,一组沙发。让房间显得高雅,有书香气。这间小房间是我们小时候时常在那里看小人书,讲故事的地方。给我留下许多童年的记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6)

这张照片是原先的第一师范学校大门,后实行计划生育,小学生减少,培养小学老师的第一师范改为上海市幼儿师范学校,培养幼儿教师。佩理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所学校当老师。现在教育资源整合,这里的校址给了市中学。

外公的姓名陈月波,外婆叫胡永菊。外婆和我、弟弟睡一张大床。

二楼的大房间和小房间是相通的,进出走小房间的房门,大房间的房门关着,大床就放在房门的背面。

外公单独睡一米见宽的钢架床,弹簧钩着铁,铺上垫被还有些弹性。床放在靠窗,床头的一侧放着写字台和齐胸高的书橱,中间放一张三人沙发,有客人来就坐在这张沙发上。几张长方凳放在大床一侧,一只大衣柜放在近卫生间一侧的墙边。

小房间放着一个差不多有2米多高的玻璃食品柜。整个房间布置得简洁、实用,感觉空间很大。

当时在里弄里,像我们家的住房条件算是比较宽裕的,也算得上是大户人家。一直到现在,二楼房间大的格局、摆设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沙发还是那张沙发,只是大修过了,坐着更舒服了。小时候睡的那张大床,因文革期间,平弟大舅家被抄,把这张大床要回去了,后小舅出钱在静安寺附近的家具店买了一张新的大钢床给外婆用。原先外公睡过的那架床也破了,爸爸给买了一张新床,我下乡后,弟弟一直睡这张新买的钢丝床。那张黑色的写字台,听说也给平弟大舅要回去了。

靠大床一面的墙纸上,我小时候用铅笔画了许多军舰。一直到很久,每次回家我都会看看这些杰作。现在想想,外公、外婆真好,要是现在做父母的肯定要骂我们了。可我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我,这才留下这些小时候美好的记忆。边画,我还会与弟弟说这些画的意思,军舰上的大炮有好多门,各有各的用处,探照灯打开,晚上能照得很远。那时还不知道和雷达。

回想起来,外公的钢笔字写得很工整,只是稍带点斜。他喜欢坐在写字台前,时不时往笔记本上写些什么,一边还抽着烟。在家时,他经常使用烟斗,有空的时候,他把烟斗拧开,仔细地把里面的烟垢擦干净。往烟斗里放些烟丝,划上火柴,嘴角叼着的烟斗喷出了烟雾,边抽还用火柴盒轻轻地压一下烟斗。烟雾香喷喷的,整个房间充满着香味。过了过瘾,外公会把烟斗里的残烟往烟灰缸里轻轻地敲打几下,这个时候是外公最舒坦的时候了。

外公的风度一直很好,他的皮鞋总是擦得很亮,不穿的皮鞋都用鞋栓撑好。衣服也非常整洁,衬衣用熨斗熨过。下班回来,手提包总是放在书柜固定的位置。时常还会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包点心或糖果给外婆和我们吃。

外公话不多,对我们很好,从不骂我们。在我和弟弟读小学的时候,他每月给我们1元钱零用,我6角,弟弟4角。那时一小包“盐津枣”3分钱,有好一阵子可以解解馋。到了夏天棒冰4分钱一根,一张票1角5分钱,我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消费。

外公在玻璃橱里放着一些做蛋糕用的铝模,他曾用这些模子做过几次蛋糕。后来,我从外婆那里知道,外公在汇丰银行工作时,干的是厨房的活,估计是给老外准备茶点的茶点师。外公的衣着等生活习惯,有些是在汇丰工作时养成的。嘴里叼着烟斗,穿着西装、皮鞋,风度是很好的。

星期天,如遇上好天气,外公会在汽车间门口的弄堂里,擦他的自行车,他会把每根钢丝擦得很亮。那时的自行车是紧俏商品,也算得上是奢侈品。我会蹲在外公身边,看着他擦洗,陪他聊会天。这辆自行车是爸爸送给外公的,我因此也有几分自豪。当时,里弄里有自行车的人家不多,加上舅舅的一辆,我们家有两辆自行车,都停放在汽车间里。外公是一辆永久牌的28吋平车,舅舅是永久牌的26吋轻便车。拿现在的行情来说,就像家里有两辆小汽车似的。

放暑假的时候,外公曾带我和两个弟弟到他上班的地方去过。外公上班的房管所在淮海中路靠近常熟路段,办公室沿马路,大玻璃隔着,里面放着不少办公桌。这以后,每次经过那里,我都会往里张望一下。

温州人多地少,浙江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温州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地就更少了。温州人很早就有出外谋生的习惯,曾听外婆说过,抗战时,人打到了香港,外公只身从香港逃回温州,一路走来,冒了很大的风险,脚也走肿、走烂了。估计外公随汇丰银行从上海撤到香港,没想到,不久人又打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那一代中国人真是吃了不少苦。

大舅小时候由子忠舅舅带到上海学生意。以后外公、外婆也到了上海,这样,一大家子都到了上海。我妈是大女儿,刚出嫁,没随大家庭来上海。外公对母亲是比较好的,可能母亲离家早也是个原因。

母亲小时候在温州帮家里卷香烟卖,贴补家用。没怎么读过书,以后进工厂,在扫盲班才学了些文化。我和弟弟在上海,她还能写信给我们。

外公可能是抽烟多,加上那代人苦难多,营养欠缺,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得了淋巴癌去世了,享年只有64岁。生病后,住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医院在淮海中路、陕西路口,我曾随母亲、外婆去医院探望过。外公躺在南面临窗的病床上,能晒到太阳。原就清瘦的脸颊显得苍白,鼻腔插着氧气管。双眼挺有神,看到我们自然很高兴。关照外婆把我们带好,还很关心我父亲的情况。

两个舅舅、母亲和秀兰姨轮流陪着。那天早晨,外婆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北路菜场口,买了点心给我,吃了直接上学。她匆匆赶往医院,外公去世了。

外公走了以后,外婆十分伤心。见她拿着外公的遗像,坐在地板上嚎啕大哭,哭声中用温州话念叨着:“长麟父,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怎么撇下我一个人,你怎么这么狠心。”见到外婆这样,我特别心酸。

1962年,还没强制规定遗体一律火化。在万国殡仪馆开了追悼会后,舅舅设法租船把外公的棺木运回了温州老家安葬,坟地建在杨府山。 2005年国庆节,我们整个大家庭,包括两个舅舅,胜平、陈晗,父母亲、锵龙、海秋和我,还有秀兰姨一家,连同下一代共有好几十人,集体去坟山给外公、外婆上了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以后,我们还是要相约去温州老家,去给外公、外婆上上坟。

外婆曾给我说过:外公到了60岁,本可以退休,但他为了多拿些工资补贴家用,一直工作到去世。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7)

这是现在的徐汇区中心医院。还在老位置上,淮海西路与陕西中路交汇处。与许多医院一样,原先花园庭院式的院落建起了医疗大楼。以致我拍这张照片不得不跑到马路对面去拍。周围的原上海市食品二店也迁移了地方,新亚饭店也不知了去处我与佩理订婚时,双方家长曾在这家广东店吃过饭。本想拍张照片留为纪念。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8)

现在静安寺区域最具历史的建筑除了静安寺,就是照片上的“百乐门”了。“静安寺”几经修缮、扩建,快要撑破周围繁华的街景;而“百乐门”还是旧颜,经上百年风雨的洗刷,仍保留着当年的风采。隔一条华山路,一座寺庙与一座歌舞厅遥相呼应,古刹的钟声与飘忽在街面的舞曲交错在一起,形成静安寺区域特有的风采和文化,也给上海的海派文化增加了色彩。

*三年自然灾害

六十年代初,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全国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连我们这样的家庭,外公、舅舅、舅工资都不低,维持日常生计都得算着过。

每月发了工资,外公会主动与舅舅商量怎么改善一下伙食。星期天,两人骑着自行车到郊区“黑市”买些肉给全家人开开荤。

记得有次晚上已经睡下了,我听到外公与舅舅的对话。外公说:几个孩子都在长身体,明天去买只鸡给大家吃吃。舅舅说:一只鸡要30-40元,半个月工资就没了。外公说:管他呢,吃了再说吧!

那几年,有幸在上海这样一座国家尽全力保着的大城市;也有幸在外公、外婆和舅舅的呵护下长大,没吃到多少苦。

那时的粮食都是限量供应,粮食不够吃,家中不用锅煮饭了,每人一只搪瓷碗,每餐定量蒸饭吃,吃完就没了。我时常看见外婆从自己的碗里抓一把米放在我的碗里,让我能多吃几口。而她和秋华阿姨经常吃“甜菜”充饥,煮后大口大口地吃。

直到现在,阅看一些资料才知道,三年自然灾害时,全国饿死不少人,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在回忆录中引用了两组统计数字,一组是自然灾害前全国的人口数;一组是灾后的人口数,两者相比,相隔三年时间,总人口不仅没有增加,还少了几千万人。

1969年,我去江西农村,了解到最基层的一些真实情况。所在的里田大队,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几十号人。当年整个大队也就四五百人。

建国后的和三年自然灾害我都经历了,给我童年和少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几年,大办钢铁。大家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劲,家家户户把许多带铁的东西都贡献出来了。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每扇窗和门都装有纱窗纱门,那些纱是用细铁丝做的,连这些微不足道的铁纱窗也给拆了。从那以后,家中上上下下就没了纱窗纱门。到了夏天,里弄里组织搞爱国卫生,倒也没什么蚊子。

原厨房进门处装有一只小锅炉,有一人半高。在这里烧热水整幢房子都可以用。时,这只铁家伙倒没被拆去。在我的记忆中,这只锅炉似乎从来没有用过。三个楼层大房间中间这面墙,设计有一个壁炉。很多年不用了,后来都被封掉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39)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0)

这是父亲保存下来的两张外公和爷爷的标准照,父亲用一个精致的镜框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并放在自己的卧室里。

左边是外公;右边是爷爷。尽管我出生后没见到过爷爷和奶奶,但外公和外婆却是抚养我长大的祖辈亲人。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1)

“涌泉坊”也是愚园路上一条非常有特色的弄堂。记得读小学时一次春游,老师给我们一个集合地点,上面写着“在三个门洞”的弄口集合,说的就是“涌泉坊”

*我的外婆

从3岁开始,一直到我去江西下乡,都是外婆带着我。她对我的这份亲情犹如母亲。我心底里一直怀念着她。外婆83岁去世后,我把她的一寸小照片一直放在我的贴身皮夹里。

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近乎溺爱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每天,我放学回家,外婆总会从家到乌鲁木齐北路口的这段愚园路上接我。有时,我被老师留下来做作业,她一直走到学校迎我。

到家后,我的第一件事是坐在外公的写字台旁做作业。这时,外婆会从饼干听里拿出点心给我吃。有时,会把早晨留下的豆浆热一热给我喝。看得出,看着我做功课,她打心底里高兴。

小时候吃饭,我们小孩一般只吃一碗,是不添饭的。大人们老怕我们没吃饱,总提醒我们再添点。后来,舅妈给胜平弟换了一个大些的碗,外婆见了,也特意去买了一只看上去不大,却蛮深的蓝色瓷碗,这样可以给我多装些饭。只要外婆装饭,她会把我碗里的饭压一压,在表面装一勺松一些的。这只碗我一直用到离开上海。

外公去世后,整个开伙仓的担子落在了舅舅、舅妈身上。舅舅、舅妈都很节俭,每个月的伙食费都算着用,外婆每天的花销都得记账。我做完功课,外婆就会拿出小本子让我帮着记账。那时,一家子人一天有个1-2元钱的菜金,也能吃得不错了。肉沫咸菜、蒸蛋汤、炒青菜、百叶包肉糜、萝卜丝烧带鱼,这些都是外婆常烧的菜。舅妈是广东南海人,外婆几乎每天烧一个汤给大家喝。常烧的有胡萝卜、卷心菜,再放些牛肉,有时也用土豆,上海话说是“洋山芋”烧汤。舅妈从不挑剔,只要有汤就可以。饭后,她能满满的喝上一碗。

那时,鸡蛋1.2元一斤,猪腿肉0.98元一斤,肉糜买个几角钱做菜就够了。豆腐4分钱一块,青菜和咸菜也就3-4分钱一斤。猪肉、鸡蛋、豆制品等都是凭票供应。每个季度居民购粮证发下来,会用订书针钉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票证,得小心整理归类,按月使用。

我和弟弟从温州到上海,当时的户口是比较松的。申请后,户籍警上门核实一下,很快就在上海落户了。粮票和其他票证也有我们的一份。

舅舅、舅妈待我和弟弟都不错,从不打骂我们,但毕竟不是生活在父母身边,懂事后,总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任性,没有撒娇,多了些拘谨。亲戚、邻居、同学的眼光里,使你感觉到在这里生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可能外婆也感觉到这一点。有好些的菜会往我碗里挟一点。事后,我告诉外婆:家里吃饭人多,我自己会挟的。吃饭时,如有肉汁或蛋汤,我会拿它伴饭吃,多吃些蔬菜,这样饭也吃得快。慢慢这成了我吃饭时的一个习惯,汤汁里的营养不少,但时间久了,可能伤到了胃。小时候,我时常泛酸水,会吃一些608弄旁小药房买来的“胃舒平”

7-8岁的时候,也是个长身体的阶段,外婆对我和弟弟是很关照的。胜平弟和舅妈各订了一份鲜牛奶,这在当时已是奢侈品了。订一份一个月要3元多。外婆每天早晨会去镇宁路口的点心店买3分钱的豆浆,给我和弟弟喝。外婆有时还会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些熟食给大家吃,还告诉我:这是她自己的钱买的,多吃点。

冬天,舅舅、舅妈会用乌膏调和些核桃、黄酒等食材,蒸好后放在陶瓷器皿里,结着冻,每天舀一调羹,冲点开水喝。外婆也会拿这东西给我喝,她说:喝了好,长身体呢!有时会拿整瓶鱼肝油,乳白色的,倒在调羹里放到我嘴里,这东西有点腥。我比较喜欢吃的是,外婆在晚饭后,把温州老家带来的新鲜黄鱼,整条用黄酒、红糖蒸起来,在睡觉前让我和弟弟吃。后来大了些才知道,温州人认为这样吃是进补的。一般产妇坐月子,才这样做了吃。说也奇怪,弟弟小时候时常半夜把尿拉在被窝里。床褥,外婆深更半夜还得赶紧起床冲“汤壶子”烘被子。吃了这黄鱼蒸黄酒,好一阵子没有尿床了。

外婆原先在里弄生产组有一份工作,每个月有20-30元工资。我和弟弟到上海后,外公就让外婆把这工作辞了,家务忙不过来。我看外婆是够累的了,早晨买菜开始,接着准备一家人的早餐。等我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还有两个楼层的房间要打扫卫生。那时没有洗衣机,三楼舅舅他们的衣服、被褥,一般是星期天舅舅洗;二楼的都是外婆洗。我们还小的时候,平弟的奶妈也和我们一起,住在二楼,家务活外婆和她分着做。看到外婆累,我放学、放假、或星期天,都会帮外婆干些家务活再出去玩。

上海外婆家所住的愚园路这一路段,生活还是十分方便。马路对面是五、六层高的住宅,在这一带已算高层建筑了。弄口左边是一家有点规模的酱油店;右边是粮店,都是国营的。帮外婆干活,去这两家店比较多。粮店一般要排队,我先排着,差不多的时候外婆会来。买米得用购粮证,同时还要用粮票,当然还得付钱。购粮时,米店师傅会在购粮证上记上一笔,某年某月购粳米多少、籼米多少。粳米每月是定量供应的,哪天如果有杂交米供应,因不占粳米指标,里弄邻居会互相打招呼,那半天买米的人特别多,队伍总有好几十人。

买了米,粳米少,外婆抱着;籼米袋子由我背着上楼梯到二楼。家里的米都放在二楼小房间,每天量了米到一楼厨房烧饭。

酱油店是个大店,几乎所有的调料都有供应。早餐的酱菜品种也很多,最便宜的是什锦菜,4分钱可打满一“五彩碗”外婆让我去买“螺蛳菜”比较多,虽贵些,但好吃,又脆。隔一段时间,舅妈会提议去买些糖醋大蒜给全家吃,一般放在星期天,吃了气味重,不用上学上班。大蒜防感冒,效果特别好,我们空口都能吃好几个。

镇宁路菜场边,有一家豆浆店。3分钱豆浆可打满一大搪瓷茶缸,油条4分一根,大饼3分一个。油条买回家,外婆会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放在盘子里,边上放一小碟酱油。早晨吃泡饭时,挟一段油条沾着点酱油下泡饭,味道还是不错的。豆浆店的对面,过了马路是一家叫“家乡”的食品店。吃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有,面包、糖果,以及香肠、火腿之类的南北货也都齐全,夏天冷饮的品种也特别多,赤豆棒冰4分钱一支,雪糕8分钱一支,光明牌冰砖只有二角钱。豆浆店边上有个门面很小的西药房,药的品种很齐全;镇宁路口有一个有点规模的中药房。这些商店都是我小时候常去买东西的地方。小时候感冒发烧,外婆去中药房买一块“午时茶”回来用药罐熬了汤,喝下去发一身汗,烧也就退了。一块“午时茶”一角钱。

“四明别墅”的两端都有菜场。一边是每天到一师附小上学要经过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场;另一边是镇宁路菜场。家中买菜一般去离家相对近些的镇宁路菜场多些。帮外婆买菜,是辛苦些的活。逢年过节,清晨四、五点起床,随外婆去菜场排队。大冷天买菜,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确要有几分决心。那时,虽说一些副食品凭票供应,可要买到如仔排、大排这些紧俏猪肉,除了得有票,还得起个大早。买海鲜,如黄鱼、带鱼之类,也是要起早排队的。那时,大部分人家都没有冰箱,一大家子人吃饭,几乎天天得买菜。

那时很少有塑料袋,买菜用的是竹编菜篮子。竹篮子数杭州产的好,0.45元一只。爸爸、妈妈往上海带东西,都会买新的竹篮装副食品,篮子就给外婆买菜用了。有多的,外婆会送送邻居。

稍大些,我会帮外婆冲开水了。煤气灶在一楼,水烧开后得把水壶提到二楼冲在热水瓶里。为节约煤气,水烧到有响声,便冲进热水瓶,用于洗头洗脚;另有两只热水瓶冲滚水,用于泡茶。冬天,煤气烧水太费,我会去马路斜对面的“老虎灶”打开水。1分钱1瓶,一个“铜吊”2分钱。外婆有一只换过底的“铜吊”体积多出一截,2分钱,差不多可以冲3瓶水。就是拎拎比较重,路上要息好几回。

读小学的时候,夏天洗澡后,汗背心和短裤,我已能自己洗了。长大些后,外婆教我洗外衣裤,还学着炒青菜、炖蛋汤等简单的做菜。学会生活自理,对我今后的独立生活十分有用。

秋华阿姨等平弟大些后,回了常熟老家。这以后家务活基本就靠外婆了。到了星期天,我会与弟弟分工,他负责打扫二楼房间,包括掸灰、扫地和拖地;我负责三楼。打扫完,我会把三楼到一楼的楼梯拖一遍,出去玩。

外婆的个子长得有点高。我印象中与外公差不多高。脸盘长得方正,有点大,靠右边嘴唇和鼻子中间的脸部生有一颗蛮大的痣。这模样,只有秀兰姨像她,无论是个头还是脸型,与外婆几乎一模一样。而我妈像外公。

外婆年轻时,估计裹了一段时间的脚。因此,她的双脚要小一些,可又不像真正裹小脚的女人,穿鞋也要穿35码。如果没有裹过脚,按他的个头,脚起码要穿37、38码的鞋。

外婆的身体一直很好,几乎不太生病。只是患有高血压症,每天得吃“降压灵”常吃这药,容易上火,医生会开些“芦丁片”与“降压灵”同吃。过一阵子,外婆会把药费单集中起来交给舅舅,公费医疗规定子女可以给没有医保的父母报销一半医疗费用。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2)

这是在家里我给外婆拍的照片。

外婆与大舅生活在一起,日常生活费用由大舅承担了;小舅每月给外婆汇22元,10元是付二楼的房租,12元给外婆零用。小舅每月的时间很准,到了那两天,外婆会把图章揣在怀里。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到第二条支弄时,会对着我们二楼南面的窗户叫着:“19号胡永菊,敲图章!”这时,外婆如在楼上,就会答应一声,并急急忙忙地下楼。邮递员接过图章在回单盖了以后,就会把单交给外婆。早些时候,汇的钱不多,邮递员直接把带来了。后来规定只能凭单去邮局取。单上有一个简单的附言,我在的时候,外婆会让我念给她听。拿着单,外婆还要抽空去静安寺邮局取钱。这一直持续到外婆去世。

小舅在我从小的印象中一直很好。以后,我到工厂当学徒,每月18元生活费,也挤出2元钱给外婆零用。零存整取,到了年底,也能一次给外婆25元零用钱。

小时候,父亲到外地出差还是比较多。有机会来上海,一定会来看我们。每次来都会带些农产品。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待人比较大方。对外公、外婆很孝顺。外公对他印象也很好。父亲来了,外公会让外婆添些菜。有时时间紧,外婆会去静安寺附近的熟食店买些熟食。上海的熟食如红肠、烤麸都是我们喜欢吃的。父亲喜欢喝白酒,外公会拉他坐在“上横头”一边喝酒,一边说说温州话。但我看得出父亲比较拘谨,来的次数多了,父亲怕麻烦外公、外婆,会说自己已经吃过饭了。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如果赶在饭点上,会在镇宁路口的点心店吃碗面条再来看我们。与温州小姨夫比较起来,外公、外婆似乎更喜欢我父亲。小姨夫到上海岳母家,不讲究,该喝喝,该吃吃。酒一喝话也多,外婆有时有些烦他。我想还是父亲这样拘谨些的好些。

父亲到上海也曾带我出去过。记得一次父亲是坐着一辆蓝色的、很漂亮的伏尔加牌小车来的,车头上的商标是一个飞奔的小鹿。车开进弄堂,父亲上楼接上我就走了。那时,弄堂与愚园路交界处有一个30°左右的陡坡。小车由弄堂开上马路时,车尾的排气管擦到了坡道,司机对父亲说,回来时,我就把车停在马路边吧。那天,聚会的场面有点大,去的人不少,小孩也很多。我们小孩吃了些东西,就楼上楼下玩开了。

另一次,父亲接我去他住的旅馆,说第二天有小车去苏州。他知道我喜欢小车,我很痛快地跟他去了。那天晚上,可能是换了一个环境,也可能第二天有小车去苏州,总之没睡好。天亮了,盼着能早点去,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到了中午,父亲对我说,出了些情况,这次苏州去不成了。这件事给我对老爸没留下好印象。以后他说的话,我会打一个问号。轮到我自己做父亲的时候,我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对还小的女儿,只要我答应她的事,一定去做到;做不到的事,我会给她讲明白。出去逛商店,女儿见到喜欢的东西就会让我买。有一次,女儿指着一个很贵的玩具,让我买。我对她说:“爸爸没有这么多钱,买不了这玩具。”从这以后,女儿要我买东西,总会先问我:“这东西我们买得起吗?”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3)

这是妈妈五十岁生日,全家在杭州楼外楼吃饭时给外婆和妈妈拍的照片。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4)

这是在愚园路三楼,借着落地窗的自然光,用与外婆和平弟的合照。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5)

我下乡后,外婆带上了孙子。这是外婆抱着小军在弹我们小时候玩的小钢琴。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6)

我们住的这个地段,最热闹的是静安寺一带。乌鲁木齐北路再往东,是华山路和南京西路交汇处。这里商店很多,而且规模大。

静安寺的香火是比较旺的,外婆有时会去,我似乎一次也没进去过。现在,这寺庙经几轮扩建,搞得金碧。在沿街马路很远就能看到它的亭台楼阁。

原先在寺庙临南京西路大门前,建有一口很大的井,椭圆型的,占了马路正中央约五、六十平米,周围围着汉白玉的栏杆,上面还盖着网罩。井边立着约有十多米高的一根汉白玉的华表。

井在马路中间,来往车辆得从两边行驶。不知哪一年,把它给拆了,井也被填了。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应是古迹,而且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景观甚是罕见,拆了真是十分可惜。

当年,静安寺有两路有轨电车:一路走南京路;一路走北京路。两节木结构的车厢,前面一节的车顶有一根“辫子”与空中的电线搭通,后面一节被前面一辆拖着走。司机不是坐着,而是站着开车。他站在车头,不用方向盘,两个摸得铮亮的铜板手,左右扳动着,用以调节车速。给的电量多,车就跑得快。司机一边开,一边用脚踩着铃铛,一路发出“叮叮、噹噹”的响声,提醒车辆和行人避让。马路中间四根钢轨也被车轮摩擦得铮亮,提醒路人,这是有轨电车专用道。它刹车后,钢轮确要在钢轨上滑行一段才能停住。尽管车速不快,在闹市区开,也是有安全隐患。或许这成了日后取消有轨电车,改为无轨电车的原因之一。

香港和国外,如英国的曼切斯特、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等城市都保留了有轨电车,与现代城市融为一体,反成了城市的一道景观,也给许多人留下了历史的念想。我几次去香港,花2元港币,上了有轨电车,随便你哪一站下,线路还很长。甚至车型比我小时候在上海坐过的有轨电车更老些,但我找到的感觉却很好。

舅舅、舅妈星期天带我们出去,走得远的话,如到外滩,就会坐有轨电车去。电车沿着南京路一站一站,一直开到南京东路外滩。车窗外熙熙嚷嚷的人群和鳞次栉商店,夹杂着霓虹灯广告和商店招牌,令人目不暇接。这是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从静安寺一直开到路的虹口公园。后来改为无轨电车,但这两条线路仍保留到现在。

上海从此没有了有轨电车,只能在青浦的拍摄基地,还能看到这种有轨电车。

静安寺一带,我去得比较多的商店是“九百”上海第九百货商店。当年是利用一条弄堂,在上面架上屋顶。柜台沿着蛇型通道蜿蜒排开。能称“百货”东西是应有尽有。我在这里主要是买些文具和体育用品,如乒乓板什么的。记得读初一时,外婆在这里买了一只排球给我,新成中学的校球是排球。直到我结婚后,家从上海搬到杭州,还在这“弄堂九百”买了一只三人折叠沙发,随车搬到杭州。以后搬了几次家,这沙发还都用着。“九百”改建后,“弄堂商店”搬进了大楼,但仍在老位置上。

“九百”的转角处是上海赫赫有名的“百乐门”旧上海这里是舞厅,解放后改为院。我在里面看过几场,因票价比其他的影院贵些,我们一般去静安区工人文化宫看学生专场多些,1角5分钱就够了。

静安寺附近的“老大房”副食品商店也是常去的。这是上海比较有名的一家老店,品多质优。“老大房”隔壁是一家有点规模的新华书店,上下两层。小时,书虽买得不多,可经常去光顾,随手翻翻,书香扑鼻。

“老大房”马路对面有一个集邮门市部,小小的门面,可里面五彩缤纷的邮票是那么地吸引我,曾在这里买过一些盖销票。集邮门市部的一边是老字号的“大同布店”小时候经常和外婆一起来这里买布。阿娟娘娘会做衣服,我们家大大小小的穿衣,大多是买了布,请阿娟娘娘做的。

“集邮门市部”的另一边是“梅兰照相馆”我们家历次“全家福”多是这里拍的。女儿颖颖的“百日照”也是这里拍的,这是一张令我十分满意的照片。女儿长得活泼可爱,摄影师抓住了她开心的一瞬间。

华山路转弯就是南京西路,那儿有一个地段医院,小时候生病需要打针时,会到这里看病。似乎我小时候不多生病。

隔着华山路的另一端是“静安公园”虽很小,但在闹市有一片绿色实已难得。那时的“静安公园”是收门票的,3分钱一张。星期天,舅舅上午忙完家务,下午,会和舅妈一起带我们几个孩子到“静安公园”散散步。相比较,我们更喜欢去“中山公园”尽管路远些,但交通还方便,4分钱的电车费。“中山公园”大许多,也有儿童可玩的东西。

57路公交车的起点站在静安寺附近的南京西路上,它的终点站是西郊公园,现在称为上海动物园。到了星期天,这里等候上车的乘客沿着马路绕了好几大圈,足有几百人。车辆在调度员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开出起点站,隔几辆,有会放出直通车去西郊公园,有的是大站车,途中停几站就到终点了。整个队伍分站队和坐队,非常有序。这是小孩子都向往的公园,舅舅、舅妈曾带我和两个弟弟去过。

小时候去西郊公园和长风公园算是远足了,中午还得事先准备些面包类的干粮。毕竟是男孩子,好动。相比我们更喜欢去长风公园,那里有人工堆成的小山坡,可以爬山;有人工挖成的小湖泊,可以划船。

我读小学这个阶段,基本是在这一带生活。这个区域也是我最熟悉的上海一个区域。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7)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8)

现在的静安寺周围已是高楼林立。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49)

不大的静安公园竟然还保留了一个相比公园面积来说不算小的一个池塘,给公园添了不少灵气。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0)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1)

这张照片上的“西区老大房”原是叫“家乡”的副食品店,南北食品齐全。我们小时候经常光顾那里买东西。

*我的大舅妈

住在舅舅、舅妈家,他们对我和弟弟应是不错了。时间长了,感情上比一般的舅舅、舅妈要亲近许多。但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父母,多少有些隔膜、胆怯,更没有一般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了。

有了童年时期这段记忆,我自己有了孩子后,虽工作、生活几经周折,我和佩理都坚持自己带孩子。只是为了她将来考大学有更好的机会,一直把她的户口放在上海岳母家。

舅舅叫陈长麟,舅妈叫林绮芳。小时候隐隐约约知道,舅舅和舅妈是在交通银行工作时认识并相爱结婚的。后银行调整、精简,舅妈到了长宁区第十八中学财务室工作。离家很近,愚园路往西,过了镇宁路,约走5分钟路程就到了。静安区与长宁区以镇宁路为界。

舅妈在中学上班,最大的好处是有寒暑假。放假时,她会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一大堆小人书。拿回家后,先摊在三楼阳台的水泥地上,把书晒上半天太阳,说是看的人多,得消消毒。

放假有小人书看是最高兴的事。我和两弟弟坐在三楼小房间的沙发上,一看就是半天。我们不把书拿到弄堂里,怕其他小朋友看了遗失。看得出,我们很安静地坐在房间里看书,舅妈忙她自己的事情,这时她的内心是比较高兴的,一种家庭的感从舅妈脸上洋溢出来。直到外婆或秋华阿姨在楼下喊我们吃饭,我们才会放下手中的书。

上海淮海西路、东湖路那里有一个专门看立体的剧场,看时要戴上放在前排座位背面兜里的眼镜,影片中苹果园里的苹果丰收了,扔过来的苹果像是扔到了观众的脸上。拿下眼镜,银幕变成了多层叠影。20世纪60年代初,这可是个新鲜玩意儿,舅妈带我们去感受了一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上海馆有6D,椅子会随情节摇动,下雨的情节还会喷些雨雾,美味佳肴还能闻到香味,当然我们还得戴着眼镜来看影片。这比小时候看的立体又进步了。

南京中路上新建的木偶剧场和杂技场,60年代在上海,乃至全国也是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儿童那就更甚了。舅舅和舅妈也曾带我们去尝过鲜,什么叫木偶剧,我们也有了概念,尽管这对男孩子并没有多少吸引力。记得在杂技场曾看过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的飞桶表演,那真刺激,扣人心弦。观众坐在足有20-30米直径的大木桶边,约有50-60米高的倒锥子型木桶的底部有一扇小门,骑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的演员从这里进出,这些车子在表演时,越往上速度越快,离心力使他们稳稳地贴着木桶,地完成了所有的表演项目,可我们却为他们捏着一把汗,直到表演结束。

在杂技场还看过马戏团的表演,圆形的表演场地被铁栅栏围着,保证观众的安全。小狗做算数题、小猴骑车等表演属可爱型;而大黑熊、狮子、老虎一上场,观众席上一片唏嘘,驯兽师手中的长鞭和指挥棒时起时伏,大型动物按指挥完成着一个个规定动作。偶尔没完成,驯兽师要求重做,那些狮子、老虎没那么听话,那咆哮声令人寒颤。对我们小孩来说,最有趣、轻松的是各档表演间隔时出场的小丑,他们会玩有趣的杂耍、会变魔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让有些紧张的观看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些。

舅妈早年人很瘦,后来生了一场病,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出院后,人慢慢变得胖了起来。估计药物中有激素。

听大人说起过,舅妈是上海永安公司董事的女儿。估计从小娇生惯养,尽管人很好,从不发脾气,可一点家务活都不会干。好像从没拖过地板什么的,衣服也都是舅舅洗,更不用说烧饭炒菜了。这样也好,家务事她也很少过问,都是外婆说了算。舅舅和外婆对她很好,也从不与她计较。对她的生活起居很照顾。

只有很少几次,婆媳之间会因一些琐事闹得不高兴。外婆的方法是等舅舅下班回家,把家务事一五一十地告诉舅舅。有时,舅舅会把舅妈从三楼叫到二楼,当着外婆的面批评舅妈几句,说的是对长辈要尊重,而且家务事外婆做得多。舅妈真好,让舅舅说了几句,也不回嘴。外婆的气也消了。无形中对我们也是个教育。

外婆曾告诉我,舅妈是她父亲领养做女儿的。虽不是亲生,可她父亲从小对她宠爱有加,富家子女的举止和教养很自然地在日常生活中溢露出来。我从小与她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她的气质和素养对我有不少影响。看世界,特别对物资的东西,眼界与常人还是有些不一样。在那个年代,这种气质和素养被压抑了,扭曲了,性格中多了些忧虑和谨慎。她和我母亲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人。有幸小时候有这样一段生活经历,让我同时感受到了两位母亲不一样的慈爱和性格。

舅妈对我关心最多的是我的学习。临考前,她会利用晚上或休息天帮我默写课文和生字。我小学考初中填报志愿时,是她帮我拿的主意。根据我平时的成绩,她建议不要把第一志愿的学校填得太好,万一落下来,可能会进三类学校,还不如把二类学校填为第一志愿。当时,一类学校是上海市的重点中学,离家近的是市西中学;二类学校也是比较好的中学,设有高中部,师资力量相对强一些;三类学校只设初中部了,相对要差一些。

舅谨慎大家都赞同。尽管我内心很想去重点中学,但对自己并没有把握。志愿填了“新成中学”是静安区相对好的一所中学,靠近中苏友好大厦,后这座大厦在中苏关系并不友好后,改名为上海展览馆。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哈同花园”中苏友好大厦就盖在“哈同花园”的位置。

第一志愿被录取了。期间,我们的入学成绩不知怎么给一些同学给翻出来了。我语文和数学两门课考了165分。这个成绩已可以进市重点中学了。回想起来,这次小学统考得益于数学和语文两位有经验的、专带毕业班的任课老师的恶补。抄了不少范文,做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数学题,才使整个考试比较顺利。

尽管我们小学只读五年,却与读六年的学生在同一起跑线上参加考试。实践证明我们并不弱。只是比较遗憾的是没有大着胆子去报市重点中学。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2)

舅妈和大舅的结婚照,那时人瘦瘦的。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3)

休息天,舅舅、舅妈带我们去公园玩是最开心的事。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4)

舅舅、舅妈在三楼后窗拍的生活照。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5)

舅舅、舅妈在他们的卧室。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6)

舅妈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后,人胖了许多。估计是使用了激素。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7)

大舅一家与外婆的合影。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8)

这是576弄口“孙家花园”现在面向愚园路的一块绿地,有了些花园的味道。

*我的大舅

舅舅在我和两个弟弟的心目中是个有权威的家长。

他非常能干,考虑问题思维慎密,家中许多事情最后都是他拿主意。每天早出晚归,工作甚辛苦,休息天至少还要做半天家务。

与我们在一起交流、交谈的机会很少,也很少与我们谈及他的工作。从大人的只言片语中知道,舅舅离开交通银行后,到北京中央财贸学院培训后,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工作。在三楼小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很长的,舅舅在中央财贸学院毕业时,全体学员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中间坐着的有、几乎中央主要领导都在了,这张照片是很珍贵的。

我慢慢长大后体会到,舅舅是那类非常能干,又有上进心的男人。年轻时受到组织重视,被送到北京读书,又加入了。估计与舅妈相爱结婚后,在仕途上受到了影响。舅妈毕竟是资本家的女儿,而且永安公司在上海赫赫有名,可算得上是个大资本家了。在那个讲阶级斗争、唯成分论的年代,舅舅在事业上一定吃了不少亏,失去了不少机会。

原在市外贸局工作,上班在外滩,骑个自行车,中午吃饭还能回来。在文革期间,他被调往地处吴淞口的张华浜外贸仓库工作。每天天不亮5点来钟就出门了,坐公交车要2个多小时;晚上回到家,我们都睡了。有时回来晚,外婆惦记着,她靠在床头,一直等到舅舅回来,楼梯灯一亮,与舅舅说上几句话才安心睡觉。

这些辛苦,我们从没听舅舅抱怨过。作为一个男人、家庭的顶梁柱,他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了。

舅妈也不是那种善于言语,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关心体贴人的那类妻子。舅舅的内心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作为一个能干的人,在那个年代被压抑会有多痛苦。

我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门口有个汽车运输公司,中学挂钩在那里学工。有次我跟车去张华浜码头搬运一批从进口的水泥。在那里的仓库里我意外地遇见了舅舅,他问我中午饭吃过了没有。晚上回到家里,我没与家人说起在张华浜外贸仓库遇见了舅舅,舅舅也没再提及。

没想到,我岳母患脑溢血,住在宝山区附近的上海市第三福利院十多年时间,每年我和佩理都要去看望几次。每当路过张华浜码头时,我都要多看几眼,当年在这里遇到舅舅的场景就会浮现出来。现在码头几经扩建,成了现代化的集装箱码头。从静安寺到宝山已实现全高架,顺当时开车也要个把小时,可想而知,舅舅在那里工作了20来年,每天坐公交车这么赶,会有多辛苦!

舅舅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可以用潜移默化、言传身教来概括。舅舅的话不多,在我心目中有威严。如果得到他的表扬或批评,我都会很重视。

也许这与他小时候也是志忠舅舅从温州带到上海学生意有关。他对我和弟弟这两个外甥也是关爱有加。我稍大些后,家中有些事,特别是与外人接触,到外面去办个什么事,他会吩咐我去做。如温州有人带东西来,他会让我去旅馆去取;有时会带我去火车站或十六铺码头接人。与外界接触、交往的事做多了,我对外界社会有了些了解。这是学校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交往能力。

随着我长大,舅舅对我的关心是逐步加深的,特别是在我16岁离家去江西插队落户,他一直保持着与我通信,教我一些做人之道,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以后,我每次去上海,只要碰到一起,他总喜欢与我谈谈天,聊聊社会上和家庭的事。从他的言谈中流露出,他对这样的漫无边际的聊天感到满足,也希望自己的儿子胜平弟也能经常与他聊聊。我也曾多次与平弟提及,可能住在一起,新鲜感少些,加上性格不一样,他们在一起聊得比较开心的时候并不多。

舅舅晚年的时候,有次我去上海,与他一起设计利用国庆长假,组织大家庭三代人回温州老家祭祖。2005年成行,人全部到齐。用我们这一代的钱,请了好几桌,让亲戚长辈聚拢来说说话。看得出那次他是真高兴,从上海来去都是坐着弟弟开的车。在席间,可能是因为兴奋过度,人晕了过去,躺平过了会儿才缓过气来,那年他已快80岁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59)

这张照片是他退休后,单独来杭州我家住了两日时,请他吃饭时拍的照片。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0)

*平弟大舅家

胜平弟的舅舅,也就是我舅家也住在愚园路上,离我们家也就一站多路。坐20路或21路无轨电车,镇宁路站上车,江苏路站下车后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弄口。

小时候经常随舅舅、舅妈和平弟、龙弟一起去他们家玩。我也随平弟称呼他们为大舅、大舅妈。

大舅人很慈祥,戴一副黑框眼镜,皮肤显得有些黝黑,方方的脸颊上长着些老年斑,常叼着个烟斗。大舅妈修长的个子,人显随和。白净的皮肤,尽管上了年纪已有不少皱纹,但看得出年轻时长得很漂亮。

他们有三个孩子,都比我们大许多。大林其光、大姐姐林佩英、小姐姐林佩华,他们都在外地读书。其光在西安读大学;大姐姐在北京学医;小姐姐在安徽大学学化学。小时候去他们家,只在假期里才会碰到他们。

从弄口一直走到弄底,见到一面像墙一样的褚红色大门就到了。按下电铃,不久一位背有些驼的老伯来开门了,他是大舅他们家的老佣人,像自家人一样,见我们来,他很高兴。

大舅家平时去的人不多,就一个妹妹在上海。

进了门是个很大的院子,种着花草。这房子拿现在的标准来看是联体别墅,因在弄底,装了大门,整幢房子显得既安静又安全。

房子三层楼,我们一般在二楼玩。朝南是大舅舅、大舅卧室,边上是一个起居室兼书房,两个落地窗外是一个很大的阳台。大舅常坐在起居室抽烟、听音乐。那时用的是留声机,放着胶木唱片。客人来了一般也在这里坐坐,不算大的小客厅,显得。

中间一个很大的门厅,是一个很大的餐厅,放着一张很长的西餐桌,椅子的很高。离餐厅不远有一条不宽的楼梯与一楼厨房相连,烧好的饭菜由这里端到餐厅。三楼都是卧室。

期间,大舅他们的房子二、三楼被占用,全家搬到一楼住。不久,大舅去世,大舅妈由大姐姐照顾。大舅妈体弱多病,我随舅舅、舅妈去看望过他们几次。一楼有这么几间房,估计原先用于存放杂物,晒不到太阳,这对病人的健康很不利。

到平弟大舅家玩,最有意思的是在花园里。我们随便翻开一些碎砖、花盆,都能找到蟋蟀。被我们称为“二枚子”的,属雄性,黑褐色的身子,触角很长,两翅摩擦能发声,因尾须一对,所以被称为“二枚子”如是“三枚子”那是雌性的,一般我们都放了。抓到蟋蟀后,我们带回家能玩上好一阵子。佣人老伯有许多蟋蟀盆,看来他也是喜欢蟋蟀的。见我们抓到蟋蟀,他也显得很高兴,会送几只蟋蟀盆给我们。这是我们到大舅家最得意的收获。

回到家,用路边折断的野草杆做成带须的引子,用它挠蟋蟀的双牙处,受痒的蟋蟀会张开双牙,并抖动两翼鸣叫。我们挑选那些张牙舞爪好斗的,小心把他们放入铅青色的蟋蟀盆里。其他的会装在竹节筒里,筒口用棉花小心塞上,既能透气又能防止蟋蟀逃出,或许还会有些亮光。这些蟋蟀让我们在里弄小伙伴中的地位上升,一群人围着蟋蟀盆看斗蟋蟀,是我小时候得意的童趣。

清明节前后,我们一家子会合大舅家一家子一起去扫墓。记得坐46路公交车,是那种红色的、捷克进口的柴油大巴士,马力大,车体宽。墓地在汶水路,是去给平弟的外公、外婆上坟。我们带些鲜花和一盒广式点心,扫墓后,点心大家分着吃。那时的汶水路已靠近市区北边的边缘了。看现在的上海地图,市区扩大了,这一带已很热闹了。

我舅舅把自己的墓地也选在上海的北边,松鹤园已靠近嘉定了,离上海赛车场很近。是否舅舅认为坐北朝南,从上讲更好呢?也不得而知。

和我们家接触比较多的是大姐姐林佩英。我下乡时,她专门到家来了一趟,送了一只很大的搪瓷茶缸给我。我下乡、去工厂一路走来,这只茶缸一直带着。

她们家三兄妹中,她是长得最漂亮的,也是最有气质的一位。原在北京学医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与她很要好。毕业后,她分到上海,那位男同学留在了北京。就因这么两地,户口迁徙难竟导致她们最终没有成婚。不知是不是真这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计划体制下,分配工作、迁移户口,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有多难!因此拆散了多少鸳鸯。

在这种体制下,人不得不现实。对女孩子来说,感情的事又看得特别重,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想再找个合适的人都难了。

我后来的丈母娘也是广东人,曾为林佩英介绍过几个对象,遗憾都没成功。若干年后她与小姐姐林佩华一家先后去了美国,定居在旧。

1997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时,从舅舅处要来了大姐姐在美国的电话。旧是那次出访的最后一个城市,电话里约好,我到旧去会会她。与我一起去大姐家的一行四人:郑志耿(浙江省法制局局长)吴树贵(浙江省机电设备招标局局长)李小林(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招标办副主任)

那天,大姐的丈夫开着一辆沃尔沃小车来宾馆接我们。旧整个城市建在起伏的山丘上,大姐的家住在山坡上,是一幢联排建筑。房子很大,应住得比较舒适。在二楼沙发上坐定,大姐夫还让我们一一在贵宾簿上签名留念。他看上去已有点年纪了,瘦瘦高高的个子,退休前是位桥梁工程师,也是位华人。大姐这辈子就这样在美国结婚了,年纪大了,也没生育。那天看到一位3-4岁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是大姐领养的。见我们来,这位中国小天使很是高兴,爬上爬下,大姐还让她弹钢琴给我们听。看了大姐的生活,我感到欣慰。家中有这样一位女儿相伴,有一位中国保姆打理,自己在州立医院当医生,也算有了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那天晚上,大姐请我们一行在中国城的一家中餐馆用餐。小姐姐林佩华和她的女儿“咏咏”也赶来了。我很高兴能在美国与她们团聚。小姐姐在一家化学公司工作,“咏咏”在IBM公司上班。现在的华人与美国老一辈华人不一样了,许多人进入了白领,成了中产阶层。

这日子就这么过得飞快。现在国内只有林其光哥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文化后期,几经周折,这房子才回到林家手里。还是以平弟二舅在美国的海外关系的名义要回来的。估计这房子也是搞得面目全非了,不知现在这房子的模样与我小时候看到的变化有多大?文革前期去看过大舅妈后再没去过。大姐姐和小姐姐在美国见过后也再没碰面。听平弟说,其光哥在长宁区规划部门工作,平弟从上海锅炉厂调到上海轻工机械厂工作,他还帮了忙。厂子就在镇宁路,离家近许多。现在那幢房子据说值三千万了。怪不得城里人现在想明白了,也都忙着攒钱买房子。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1)

这张照片是1997年在美国旧大姐姐家拍下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两位女士,一位是大姐姐;一位是小姐姐。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2)

小时候兄弟妹一起去逛公园拍拍照的机会并不多。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3)

这些照片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4)

576弄边上就是608弄,这张照片还显示了门牌。

*608弄阿婆

外婆在里弄生产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好姐妹,住在608弄,也在愚园路上。与我们住的576弄只有一弄之隔,原我们这条弄堂到底是与608弄打通的,来往甚方便。

我们小孩都称外婆的小姐妹为“阿婆”她比外婆要年轻20来岁,广东潮汕人。每次来我们家,与外婆很谈得来。因她抽烟,外婆在家里总会备上盒“大前门”

二楼大房间靠中间的那面墙上,挂着一张小舅着军官装的相片,一杠两星,戴着大沿帽,人显得英俊。有次阿婆在聊天时指着照片问外婆:这是谁呀?外婆说:是小儿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现在洛阳某研究所工作,还没对象呢!阿婆说:她有个小女儿在安徽绩溪当医生,也还没处对象。没想到这一来一往,在两位母亲的撮合下,尽管儿女地处南北,这个婚姻竟也成了。阿婆后来成了我们家的亲戚。

我从内心替小舅高兴!他在愚园路的家没待多久,似乎我3岁到上海,他已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了。当时能进这样的中国顶尖大学可算是凤毛麟角,原先学的舰艇专业,后国家需要,又改学专业,是我们国家第一代专业学子。学期特别长,好在去了军校就算入伍了。这才有那张一杠两星的少尉照片。

记得小舅放假回上海时,会带些礼物给家人。礼物放在一只草绿色的旅行袋中,我们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从旅行袋里往外拿东西。有一次,他给我和胜平弟各买了一副“铁积木”许多红红绿绿的带孔的铁和螺丝,对着各种图纸,我们可以搭出各种造型的东西,有的像动物,有的像汽车,还可以自己凭想象,搭出小手枪之类我们喜欢的东西。使用附带的小工具,更增强了我们的兴趣和动手能力。小舅不愧是学工程的,也懂得我们男孩子的心理。这玩具我们玩了好多年,当年买这样的玩具给我们,一定花费了他不少生活费。相比之下,舅妈给我们买的两架玩具钢琴,虽是按真钢琴原样缩小的,琴键弹出的声音也如大钢琴般清脆,可我们玩的并不太多。

外公、外婆一直以这小儿子为荣。他读书那些年,在放假时也回上海看望过外公、外婆几次。

小舅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小时候外婆特别宠他。外婆曾对我说,他六岁了还在吃外婆的奶。这不知是真是假,还是我听错了。小舅性格与大舅截然不同,他内向许多,不善言语,没说上多少话,有时会腼腆起来,净白的脸颊上会泛出红晕,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实人。读了7-8年的军事院校,又在军事科研所工作,与姑娘接触的机会不多,30多岁了还没对象。可他的人品和条件无可挑剔,阿婆一开始就喜欢上了。

我父亲也是和小舅比较亲。小舅还在哈尔滨读书的时候,父亲利用出差的机会,去哈尔滨学校看望过小舅。有一张他俩在哈尔滨的合影,父亲一直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曾听父亲说起,说小舅在学校吃得很艰苦,那次去哈尔滨与小舅在外面饭馆改善了下伙食。小舅也与我父母亲一直相处得很好。我母亲到了年纪大了,对在北方城市生活的弟弟时常记挂,常用温州话念叨小舅,称他“阿康、阿康”小舅叫陈长德,也不知温州话这“德”的发音是否是“康”就像弟弟“建龙”温州话把“龙”叫成“亮”外婆叫弟弟都叫“阿亮、阿亮”

阿婆的小女儿叫朱亮彩,她后来成了我的小舅妈。她一头短发,中等个头,人微微显胖些,红扑扑的双颊,显得很健康,穿戴也很朴素。上海成了他们一开始恋爱相处的城市。好在他们从小都有一段上海生活的经历,用上海话交流又多了几分亲近感,加上双方母亲的撮合,这婚事很快就定下来了。

阿婆其实是小舅后母。她家是个大家庭,小舅妈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大弟朱祖光与她是同一个母亲,朱祖嘉和朱祖熹是阿婆生的。小舅妈上面还有三个、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朱亮华,住在愚园路520弄。

小舅舅的这段婚姻让我们家在愚园路上又多了两家亲戚,而且住得这么近,差不多就是左右弄堂。更让我没想到是:小舅大姐后来成了我的丈母娘。可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了。

小舅舅的婚宴设在福州路上的杏花楼,那是家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广东店,历史悠久。估计这和阿婆他们家是广东人有关,男随女便,娶进媳妇,男方一般都尊重女方的意见。

婚礼前,我们几个小孩的任务是分包喜糖。那时,买喜糖得到南京东路上的第一食品商店,那里品种齐全。我们挑一些喜欢吃的糖,软硬结合,分品种称好,拿回家把它混合成什锦糖,并成双成对地放入塑料喜糖袋中。这比从店里直接买什锦糖要称心些,价钱也划算些,上海人过日子,会精打细算。

杏花楼的办喜酒的场面很喜庆,楼层装饰得古色古香,彩绘龙凤,这场面很适合办婚宴。整个楼层放下了十来桌,男女方亲朋好友汇聚在一起,十分热闹。我们小孩子被安排在一桌,吃了一会儿就饱了,楼上楼下玩开了。

小舅大姐,我们都称呼她“大阿姨”她家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也和我们一桌。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现在的妻子佩理同桌吃饭。当时我注意了她:大大的眼睛,梳着两根辫子,人很文静,和她妹妹佩仪长得有几分像,只是佩理看上去人瘦些,显黑些;佩仪梳着短发,脸显得更圆些。其实在此之前,我小学同学刘业民、孙丽娟住在她们家楼上正间和亭子间。我曾去同学家玩,同学一多动静就大。二楼的房门打开了,我看到小男孩、小女孩依着房门看着我们,过一会儿门被关上了,我知道我们太闹了。他们的大眼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流露出的神态来看,我猜想这是个有教养的人家。在喜宴上遇上,我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成了亲戚,而且住得这么近。

小舅的新房就放在二楼。说是新房也就打扫干净,只是专门去买了一张新的大床。记得买床时,我也去了。静安寺的家具店在南京西路、铜仁路附近。小舅新婚那几天,我们都搬到三楼住了。那时的婚假也就三天,加上探亲假也就半个来月。婚后没几天,小舅随小舅妈去了皖南绩溪。小舅妈在一个国营茶场医务所工作,到上海得坐长途汽车。

绩溪可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几年前有一次去黄山开会,安排去了绩溪。因是的老家,当地政府把绩溪修整得净净,一条小溪穿村而过,两边是徽派建筑,白墙黑瓦。还参观了胡氏祠堂,因有当地政府的人陪着,还去看了父亲的老屋。屋后有口井,打上水,大家洗了洗手,说是沾点灵气。听说胡当了后,拿了3000元,托人修缮了这老屋,处事很低调。现这屋子由县消防派1-2人看着,平时关着门,不给参观的。

现在,从杭州到黄山都通高速公路了,绩溪的交通也很方便了。因小舅工作性质的关系,婚后他们只能张罗把小舅妈调往洛阳,好在小舅妈当医生,调动工作还比较方便。她的大哥和二姐都在铁路上工作,她也选择调往洛阳铁路工作。可能是小舅工作的特殊性,组织上很快就把调动搞成了,他们的家就安在了洛阳。

这以后,外婆和阿婆两个人走动就更频繁了。阿婆经常来,外婆有时也会去她家坐坐。外婆多了个亲家走动走动,能唠唠家常说说话,我也替外婆高兴。

记得有一回,外婆要到温州去,我因读书不能去。外婆不放心我,让我在阿婆家住了一个星期。

阿婆亲生的两个儿子和她住在一起。大的我称呼阿嘉舅舅;小的称呼阿熹舅舅。其实阿熹与我同岁,在一起有时也免了“舅舅”两字,当然,长辈在的时候,我们还是讲分寸的。

阿婆对两个儿子管束得比较松,他们与我们相比显得老练许多,在里弄里小朋友间有些威信。用土一点的话说,比我们要“野”一些。我成了小客人,他们待我不错,特别是阿熹还教我自己揉面做饼吃。

阿婆的家在一楼,房间一南一北,朝南的大房间外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园,朝西有扇窗户,采光很好,而且有扇门单独与弄堂相通,进出独门独户甚方便。

因阿婆与外婆的关系,我去的还是比较多的。后与佩理成婚后,遇上过年,都会随岳父母去阿婆家拜年。

阿嘉舅舅有个儿子,乒乓打得很好,颖颖小时候去他们家玩,他还送了一块乒乓板给女儿。只可惜前些年去英国干了厨师这一行,可能太累,据说患了心脏病不幸去世。阿嘉舅舅可能伤心过度,没过几年也患病谢世。此前,我和佩理去上海时,专门买了些水果去看望过阿嘉舅舅夫妇,希望他不要过于悲伤。话虽这么说,内心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况且他也是个十分要强的男人,把儿子送去英国也是他的主意。

凡事能顺其自然,乘势而为是最有境界的;逆水行舟,勉为其难,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可作为人,往往在一意孤行的时候会忘记这些许多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这也是受当年在上海等一线城市非常流行的出国热的影响,除了出国留学,出国打工也是很流行。

阿熹舅舅虽与我同年,因小学读的是六年制,中学毕业比我低一届,也碰上一片红,去了安徽农村插队,后返城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生有一子,他一家倒过得平平当当,小日子过得不错。前两年儿子结婚,我和佩理都赶去上海喝了喜酒,看了新房。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5)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去哈尔滨出差,看望在哈军工读书的小舅拍的照片。照片印了许多张,整理家中旧照片时找到好几张。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6)

这张照片是小舅的结婚照。文革刚结束,照相馆还没有恢复婚纱照,可上海照相馆师傅的拍照技术堪称一流,新人满满的幸福瞬间留给了历史。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7)

出生了,外婆与小舅一家的合影。看来那天这宝宝有点不高兴。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8)

陈晗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已蛮神气地站在一边。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69)

这是2017年11月我与佩理去洛阳探望病中的小舅时,与他的合影。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0)

与小舅和陈晗弟弟全家的合影。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1)

这张照片是从现在的巨鹿路拍的校园照。原来的校舍、操场都还在。左边那幢洋楼原是教务处办公楼;右边的那幢奶黄色的大楼是我们上课的教学楼。原来铜仁路的校门改为学校后门了;原来巨鹿路的后门改为了前门,当然校门扩大了许多。校际资源调整中,新成中学已不复存在,现改为一所艺术类的职业学校。

*新成中学

我小学毕业是在1965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统一考试。学校老师、家长们都十分重视这次考试。我却没感到什么紧张,反倒有几分兴奋。

考试那天,外婆让我穿上了新鞋和新衣。这让我感到有几分神圣。

发考卷前,监考老师还不断地往各个教室喷洒茉莉香味的空气清新剂。

整个考试,由于老师复习辅导对路,应该说比较顺利。考完试,我还去了趟学校,数学老师见面还问我,几道比较难的题是这么解的,对我的回答,她还有几分赞许,这使我感到高兴。

五年的小学随着这次毕业升学统考,就这么结束了。虽比不上学习成绩十分优异的学生,但我作为一个还顽皮的小男生,父母又不在身边,在外婆的照料下,总体上还是品学兼优地完成了小学的学业。

上海市新成中学校址在延安西路、铜仁路,离家就远了。每天上学要穿过差不多整个静安寺区域。因路远些,上学有好几条路线可选择。走得多了,我常常选择能避开商店多、人多的地方,这样在路上可以节约一些时间。从家到学校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沿愚园路过华山路,快到胶州路的路口,有一条弄堂可通到南京西路,到了南京西路再往东走,一直到铜仁路,沿铜仁路往南走到头,就是延安西路了。过了马路,有一条对着铜仁路的巷子,到底就是新成中学的正大门了。

学校有两栋英式洋房的老建筑,另建有一座四层楼的教学楼。学校的操场还大,有几个排球场和篮球场。隔着操场,学校的后门在巨鹿路上。每天上学和放学时间,巨鹿路的校门会打开,方便住在那一带的同学进校和回家。

我被分到初一(2)班,班主任是教我们代数的万寿康老师,40来岁,高高的个子,上课声音洪亮。

班上读五年制小学的学生很少,加上我提早一年上学,因此,我看其他同学似乎要比我大许多。与他们比,我的个子也显不高,坐第二排。只有十多岁的人,小两岁,又正在长身体,是显得小许多。

到了新的环境,新的同学,自己也是个中学生了,没有读小学时这么皮了。初一学的课程主要还是语文和数学,也开了英语课。好在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语了,上英语课好比是在复习。物理和化学要到二年级才开设。历史和地理好像记得也没开设。

到了中学,从心理上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外婆给了我两个铝制的饭盒,大的蒸饭;小的带菜。每天早晨一到学校就在大饭盒里加上水,送伙房蒸饭。小饭盒里的菜自己收好。外婆常怕我菜不够吃,给我另加一个咸鸭蛋。如带的菜够了,我会把咸鸭蛋省下来,备在第二天。外婆问我,我会说菜够了,不用再带咸鸭蛋了。我知道,外婆给我开小灶,是不入账的,用的是她的零花钱。

中学里,课后男生们玩的与小学已完全不一样了。在小学时,课间会玩“造房子”“踢毽子”等小游戏。新成中学的排球在整个区里,乃至市里也小有名气。课间我们会去操场打一会儿排球或篮球。高中的大排球已打得像模像样,都能组织起进攻,得有几个来回才能打完一个球。发球很精彩,有发飘球的,也有跳发的。我曾有机会在静安区工人文化馆,看过几场学校校队与上海市女子排球队的友谊比赛,虽没能取胜,但时不时打出的好球,引来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在这个氛围中,体育课打排球的机会也多。我很快掌握了排球的基本功。外婆花了4元多钱,给我买了一只橡皮排球。放学回家,我会与一楼的嘉明、嘉洪他们在弄堂里练托球、垫球。有时,我也会用球网把排球带到学校去,课间玩球的机会就多些。我这初一练就的排球基本功,直到读大学时还派上了用场。班上的排球队我经常上场,还常赢了其他年级的班队。同学们感到我的基本功很好,这还是中学打的底子。

也是在初一,我学会了打篮球。起初因个子不高,怕抢不到篮板,打不好球。可班上有个比我个子还矮些的同学,甚是灵活。打后卫,眼明手快,组织全队进攻。这给了我很多信心,他也鼓励我上场打球。这以后课间,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还成了好朋友。他家住在南京西路穿到常德路的那条巷子里,正好我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也曾去他家好多次,放学时路过坐一会儿。他们家有个花园,条件不错。睡的床上放了席梦思,那时的人家睡这样床的还是不多的。有时早晨上学路过,我也会叫他一起去上学。他有一个篮球,经常带到学校里去打。学校的球类管得可严了,只有上体育课,老师才会让体育课代表去领球,给你的球不一定顺手,一般爱好打球都自己备一个球。

在中学正儿八经读书虽时间不长,可期间学农和学工还是给我留下蛮深的印象:去郊区农村学农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每个人打上了背包。生产队分给学生几间空房,在水泥地铺上稻草,打开铺盖,晚上,我们互相拥挤着睡在这水泥屋子里。具体干了哪些农活,已没有印象了,估摸着也是干了些杂活,可人晒黑了,回到家中,似乎去了许久似的。

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对“广阔天地”的艰苦生活有了初步的了解。

学工,在我记忆中去过三个工厂。上海乳品一厂是一个生产新鲜牛奶的工厂,一进厂门就能闻到一股牛奶的乳臭味。分配给我们的劳动任务是用一个小铁勾把一个个塞在牛奶瓶里的瓶盖和包装纸抠出来,这些瓶盖和包装纸是一些用户倒完牛奶后,随手塞回瓶里的。可不知道这随手一塞,给工厂在清洗这些牛奶瓶时,多了麻烦。那时,很少人家中有冰箱,新鲜牛奶必须当天喝完。

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天向市民供应新鲜牛奶。清晨,一辆辆送奶汽车把一箱箱带着冷气的新鲜牛奶送到各街区的送奶点,由社区的送奶工送往各家各户。订奶人家的家门口装有一只牛奶箱,新鲜牛奶就放入那面;同时送奶工会把空瓶子取走,玻璃牛奶瓶被反复使用。从环保和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城市乳品企业这样一个闭环的生产供应链是科学、环保的。

城市在出现超市以后,这种瓶装、重复使用的供奶方式慢慢淡出了市场,代之而起的是超市冷藏柜上越来越多的纸盒包装的各种奶制品。这些纸盒增加了牛奶的成本,再利用这些纸盒也会有难度,垃圾的分类是个工程,不仅需要有个科学、合理的机制,还与国民素质有关。有资料说,国民喝完牛奶后,会小心把纸盒折叠好,再次去超市时,把这些纸盒放在超市指定的位置,由生产厂家回收。

装上新鲜牛奶的奶瓶在流水线上被盖上纸质软盖,在瓶口包上包装纸,一根棉纱线把包装纸甩住,点上蜡封住棉纱线,新鲜牛奶被成箱运进冷库,供应第二天市场。那时,我们边劳动边议论:可在包装纸上印上几句话,让消费者不要把包装盖和包装纸塞回奶瓶,并保持奶瓶干净。在回收的奶瓶中,确有些奶瓶被装过其他液体,显得不干净。有些太脏或瓶口被损坏的,我们挑出来,直接报废了。那次学工后,家中和邻居家的奶瓶中没了软盖和包装纸,外婆时常在炒菜时,用这空奶瓶接些水给锅里的菜加汤汁,残留的奶液也加进了菜汁中。空空的奶瓶已显得干净。

胶州路上有一家“机械附件厂”是一家不大的厂子,专门生产各种钻床、手电钻的夹头。这个工厂离家不远,我每天走路上下班。

还去过一家皮革厂。六十年代,除了牛皮、羊皮,还大量使用猪皮。整车的生猪皮被运来厂里,为防止腐烂,猪皮间还撒了许多粗盐。

揉皮车间有几只一人多高的木质滚筒,生猪皮被装进滚筒,加入化学制剂,马达带动滚筒正反向的揉动。这是制皮革的第一道工序,得把生皮上沾附的脂肪去掉。以后看到的一些商品上吊着的“真皮”标志,这形状就如同制革工业那只圆鼓状的滚筒。

我们在这个车间劳动,满地的污水,气味难闻,工人们穿着长筒胶鞋,胸前围着橡胶围兜,工作环境恶劣。

皮革直到喷漆车间被喷上各种色彩,才变得好看起来。那时,上海菜市场常供应“剥皮猪肉”这皮被用来做皮革了。猪皮的缺点是毛孔大,柔软性也不如牛皮和羊皮细腻。现在市场上的皮制品一般没有用猪皮做的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2)

愚园路上20路无轨电车直通外滩,线路几十年没变。外滩是上海的标志,几乎每次回上海都想着去那里走走。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3)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4)

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原先叫“八一”饭店,是部队的饭店。上中学时经常从它门口经过。延安路建了高架后,这条路成了上海东西向的一条主要通道。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5)

这张照片是在巨鹿路拍的原“新成中学”的后门,现在成了职业学校的正面。

*

我的中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读了1年,从1965年到1966年。

1966年5月16日,“炮打司令部”的一公布,历时10年的的序幕就算拉开了。

上海可以说是文革的策源地,在我读初二的时候,学校的课就逐渐停下来了,称之为“停课闹”运动初期,这个还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学校曾组织学生参加全市学生大。我们从延安西路校门口出发,过了“中苏友好大厦”由威海卫路一路去。

学生打着横幅,举着标语,吹着队号,敲着队鼓;一队队学生从一个个学校涌向马路,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同学们还比着哪个学校的口号喊得响,号鼓吹打得整齐。

因参加的学校、学生太多,到已是半夜了。累得我们边走边打瞌睡,走着走着,撞上了前排同学。醒一醒,又瞌睡着跟着走。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居然走路也能睡觉。

已是深夜了,广场上人山人海,天还下起了雨,学生们一个个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天亮回到家,外婆怕我着凉,专门煮了红糖姜汤,让我喝了睡觉。

那时12-13岁,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炮打司令部”的指示,旧的上海市委、市政府被了。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曹狄秋是当时的市长,都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时的市政府所在地并不在。现在市政府办公楼前,原先是个简陋的检阅台。队伍经过检阅台,进入中路,转向南京路、福州路、延安路,也就散了。

原上海市政府所在地在外滩,搬进新的办公楼后,外滩的办公楼给了浦东发展银行做了总部。我在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工作期间曾多次去上海调研。有一次,上海市发展改革委的同志陪我们去考察了浦东发展银行总部,我很仔细地看了这幢楼。过去去外滩,曾多次从这幢楼门前经过,正门左右各有一具大石头卧狮,栩栩如生。门前站着两位纹丝不动的解放军战士,正门并不进出,走边门。走过那段路,给人威严的感觉。

真进了这幢楼,我还是被楼里的布局和设计装潢所吸引。据浦发银行的同志介绍:这幢楼原是汇丰银行上海总部,上海解放后,从当第一任市长开始,历任市长,包括、都在这里办公。

市政府搬去新的办公大楼后,这幢楼怎么派用场,还有段小插曲。汇丰银行曾试图说服上海的高层领导,愿意用经济补偿的方法想搬回原址。后考虑到政治原因,决定还是让刚组建的浦东发展银行来用这个场地。一来,这个楼从解放到现在,一直是新政权的象征,已有了历史沉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是文物了。二来,这个楼也不能闲着,按照它原来的功能结构,更合适一家银行入驻。这好了上海刚组建的浦东发展银行。

令人欣慰的是,浦发银行入驻后,对这个文物级的大楼保护得很好。大厅仍然是银行对外营业窗口,地板、墙体、房顶都修旧如旧,保留了原来的风貌。有不少墙体画都保留完好。

我在这个空间似乎能感到时空的穿越,或许我外公的皮鞋在这打蜡的细纹地板上留有历史的尘埃;市长曾坐过的办公室似乎还能看到他在上海刚解放时那忙碌的身影。

临走时,浦发银行送了我们每人一本这座大楼的历史相册,我把它珍藏了起来。

上新的市政府办公楼端庄、大气,面朝广场,背靠人民公园。这地方在解放前是跑马场,解放后改造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市政府大楼似乎就在这个地块的中间。因工作关系,我多次去这座现代化大楼里开会,还去自助食堂用过餐。每次到那里,我都会想起1966年开始时,经过这里的情景。

华山路离我家不远,也算是静安寺区域范围。1966年,我路过这幢灰色的办公楼,看见从楼的顶端悬挂下的条幅标语,都是之类的口号。大楼门口的街道上围有许多人,有人领头喊着口号。当时我并不清楚这是市委机关所在地,只知道是个市级机关的办公楼。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运动,我感到茫然。领袖的威望使我们不怀疑这场运动的必要性,可现实中的许多做法却让人感到困惑。学校的书也就这么不读了,说是中学生可以串联,可我的年龄也就是个小学生,家里是不同意我出远门的。

有过不多的几次,我去学校看了看。到处贴着,许多老师的名字上被图着红杠杠。知识越多越,老师都成了。看到有位女老师戴着近视眼镜,她原先的短发,竟被剪成了阴阳头,拿着扫帚在校园里扫着落叶,我感到十分惆怅。可能是这位老师看到了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恐惧和同情,她有意避开我的眼光,但我至今仍能记住她那愤怒而略带悲哀的眼神。

在南京中路新华院对面,我曾目睹了一群小伙子把刚从理发店出来的一位女子穿着的喇叭裤给剪了,并把她穿的高跟鞋抛向空中。那女青年哭着躲进了商店。这群人在南京路上肆虐着,嚎叫着,路人侧目相看,没有人出来阻止。目睹这些场景,我受到很大触动。不管怎么说,这场运动有些失控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6)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原检阅台,现在这个位置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7)

这张照片上的大门,是原新成中学的校门。我读中学时,明天都从这个校门进出。

*半导体收音机

我读小学的时候,被楼下嘉洪、嘉庆安装的矿石收音机所吸引。很简单的装置,戴上耳机就能收听电台广播了。我们制作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天线,绑在三楼的屋檐旁,用于接收无线信号。

这个过程让我很着迷,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半天。当我把电源接上刚安装好的半导体收音机时,喇叭里传来了“吱吱”的电流声;转动调谐器,传来了电台的播音声时,顿时,我异常兴奋,我成功了!我边学边装,一直装到六个三极管的中短波收音机。

外婆看我这么专心着迷,也替我高兴。不断鼓励我,经常给我些零钱去买半导体零件。我这个爱好得到了胜平弟和闻龙弟的响应。我们时常在一起交流研究,还一起去无线电商店采购一些零件。

那时静安寺有一家“红波”无线电商店,但半导体零件的品种不多。福州路近福建路上,有一家专卖无线电零件的商店,有许多被处理的便宜货。这对我们很有吸引力。那时,自己动手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青少年不少,大家既可在商店门口互相调剂零件余缺,又可互相交流、请教半导体知识。虽然路远些,我们还是尽量能去福州路。

为了省些车费,我和胜平弟一人一只溜冰鞋,沿着南京路一路溜过去。这倒挺好,省了车钱,又锻炼了身体,购买了我们需要的零件,交流了知识,可谓一举几得。

这段时间前后持续了约有两年,一直到我下乡为止。

下乡前,我安装了一台六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往农村,其他的一些零件和工具留给了平弟。平弟工作后,这个爱好也就没有持续下去。倒是闻龙坚持了,还带动、影响了威龙,他们到后来,都能自己安装电视机了,威龙更是把这爱好演变成了终生职业。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弄堂里的小孩无论谁拿到了自行车,大家都会爬上去骑一把。

骑自行车学的是平衡掌握,刚开始总是低头看踏板,慢慢地就不用顾脚了,抬起头,挺起胸,双手握着车把,左一下右一下使劲登着脚踏板,车就往前走了。

坐垫是够不着了,一般就这么练上一阵子,车后会有两位小孩帮你扶着书报架,你平衡好的时候,会放手单独让你骑一阵子。

大舅的自行车是轻便车,有时星期天,我和胜平弟也会拿来骑一会儿。有时家中有客人骑自行车来,我们也会借了骑一会儿,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只是大人不允许骑着自行车上马路,可我们还是会偷偷地骑出去。

有一次朱祖光舅舅读大学在上海度假,看大舅自行车放着没用,借去用了几天。我和平弟借着这车还回来时,还真骑着出了趟远门。

我带着平弟沿着北京西路一直向东,北京路相对车辆和行人少些。遇到设有红绿灯的警察岗亭,我们会下来一个人,待过了横马路再坐上自行车。不知不觉中,车都快骑到外滩了。大约在福建路口,没想到有警察站在离岗亭200米开外。躲是来不及了,警察把我们带到岗亭,把自行车给扣了。怎么说好话都不行,那位有点年纪的警察还用很浓的苏州口音教训我们,这种带甜润的苏州腔怎么也没让我感到他在生气,可他决意要我们家长来领车。

我们感到这事闹大了,大人是不允许我们骑自行车上街的,何况还骑车带人,走了这么远的路,都没这个胆去与舅舅说。结果商量下来还是去求阿光舅舅帮忙。他是亲戚,总不至于生我们的气,尽管车是大舅的,可我们是向他借的。结果,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专门跑了一趟北京东路,把车给骑回来了。而且,这事也没告诉大舅,我们从内心感激他。

那几年,外面乱哄哄的,外婆把我和两个弟弟看得很紧。除了去杭州妈妈那里住些日子,其他时间也就待在上海。

这日子过得倒是逍遥自在。能看的书很少,家里只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能翻翻。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那时如有人引导,利用那段时间找些书看那有多好!

空余时间,我学会了围棋、象棋、军旗、跳棋等棋类。有时我和两个弟弟在三楼小房间互相编故事,这倒挺有趣。建龙弟在这方面似乎有些天才,编得挺像回事,也讲得很动听。我们三人在一起时,他讲得最多,我和胜平弟时不时给添些故事情节。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8)

2018年10月,我和佩理在阿光舅舅北京家中的合影。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79)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阿光舅舅的女儿—表妹虹虹,第一次看到她,年代已久远。那时我在江西工作,一次在回上海探亲的北火车站月台,偶遇阿光舅舅在月台边为还不会走路的千金把尿。现在的虹虹妹妹自己的千金也已三岁多了。那时阿光舅舅也在江西工作。

照片是阿光舅舅能干的女婿孙巍拍的,一位IT男。她们不容易,从山东去广州创业几年,后又北漂,在北京开公司,买了房,安了家。阿光舅舅与她们住在一起享天伦之乐,一家人其乐融融。令人羡慕!替她们高兴!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0)

这张照片是上海市少年宫外景,我小时候课余活动曾在这里做航模。

*卖报

文革期间,在弄堂口第一弄二楼住进了几个“首都”他们是来上海串联的,来宣传首都情况,随身带来了许多“首都报”他们穿着草绿色军装,戴着军帽,手臂上套着红底黄字的“首都”的袖章。其中一位戴眼镜的,看模样应是大学生了。他让弄堂里的孩子们帮助把“首都报”拿到街上去卖,4分钱一张。我和胜平弟趁傍晚下班人多的时候,拿着报纸去静安寺一带叫卖,竟然卖出不少。收到的钱几乎都是硬币,我们把硬币分包好后,缴给这位戴眼镜的。他看也不看,随手拿了一些钱给我们这些小报童去买点心吃。

童年时常唱的“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自己也有了切身体验。大约持续了个把月,卖了好几期报纸。这些“首都”回北京了,给我们的零花钱大都用来购买半导体零件了。这恐怕是我最早用自己的劳动挣到的一笔钱。

头上那几年,我们家还好,除了我们不能去读书,也没受到什么冲击。比较惨的是胜平弟大舅他们一家子,被抄了家,房子也给占了。因三楼亭子间和四楼阁楼存放了些胜平弟大舅家的一些家具和杂物,结果也被抄了,有些家具也给搬走了。

里弄里住着的有些知识分子或所谓的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家,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冲击。原先搬进这条里弄住在汽车间的有些人家,说是出身贫苦,文革期间在里弄里当上了。利用文革的机会,让有些知识分子把楼层好、朝南的房间让出来,自己从汽车间搬过去住了。文革结束了,因不是私房,也没办法纠正了,这种“成果”也就这么延续下去了。这些房子的产权都归房管所管,因涉及的人不少,那些被调整的人家只好自认倒霉。公家的办事思路也是“劫富济贫”作为运动的后遗症,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们家三楼亭子间和四楼阁楼也在那个时候给让出去了,后来搬进了一户人家。

文革开始直到下乡之前,我似乎游离在这场运动之外。当时,我没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天翻地覆的一场大运动,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它的许多遗产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仍被延续。

经历过这场的一、两代人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一些遗传基因还在传代,尽管减弱了许多。不少事情透过一些现象,仍能找到文化那个时代的影子。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1)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2)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3)

佩理又找出一张儿时的照片,甚珍贵,愚园老宅的各位是否可勾起些回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4)

这张照片恐怕是我们小家庭在愚园路520弄17号二楼后房间的新家里最早的合影了。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5)

*阿娟娘娘

在愚园路生活的那13年里,还不得不提到两户亲戚。

阿娟娘娘是走得比较近,也是比较勤的一家。阿娟娘娘叫胡凤娟,是外婆这一方的亲戚。她的父亲,我称舅公,应是外婆的堂兄。外婆有位亲弟弟在温州,在上海的亲戚并不多,阿娟娘娘这份亲戚走动就比较多了。

阿娟娘娘有一手缝纫的好手艺,动作快,嘴又会说。虽文化不多,但通人情世故,一般人都喜欢与她接近。

她育有一女四男,可说家里是人鼎兴旺。只是婚姻不怎么幸福。在30多岁时离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生活,实属不易。外婆和舅舅十分同情,尽自己的能力帮帮她。

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普通中国母亲的坚毅和忍耐。

在平时的交往中,我看不到她的悲伤和忧郁,该说就说。靠她在幸福袜厂的一份工作是不够养家糊口的,她在下班后,靠帮人做衣服补贴家用。她养育的孩子也都生性开朗,没有给人自惭形秽的感觉,这和她的教养息息相关。

记得每年春节,她一大家子都会来大舅家拜年,吃团圆饭。阿娟娘娘也安排一天,让舅舅全家和我们去她们家做客,摆出的温州菜也都像模像样的。

她家在南市区,住在顶楼,虽不大,却整理得井井有条。看得出,全家人生活得很阳光,也很开心。偶尔从大人嘴里得知,她手头实在拮据时,有好几次去卖血给孩子缴学费。

她在我的心目中是可敬的,也是可亲的。

在我们家中,她一边在缝纫机旁做着针线活,一边有说有笑。她的到来,让舅舅、舅妈都有几分开心,家里也热闹许多。

她的一些子因此与我们接触比较多。雪梅姐读的是卫校,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医院当药剂师。结婚后,随丈夫内迁到湖北宜昌工作,后又双双调工作到温州老家。

洪生比我稍大几岁,是阿娟娘大儿子,中学毕业去了崇明农场,回城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结婚生子不久,不幸工伤身亡。

炳均与我年龄相当,因读的是六年制小学,中学毕业是69届,比我低一届,也是一片红,他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返城后辗转也去了温州,后与秀兰姨的大女儿繁华成婚。

毛弟中学毕业留城,先进了一家五金车行,体制改革后,车行转制,他成了这车行的合伙人。

小弟是阿娟娘小儿子,进了工商银行工作,工作生活相对一直稳定。

我下乡以后,阿娟娘娘和大舅两家人的走动一直很紧密。

在我读大学期间,大舅妈不幸得病去世,当时她也就50多岁。我因临考,大舅没让我回上海奔丧。约过了两年,阿娟娘娘与大舅成婚。这两家就合为一家了,走动就更密切了。

在我的内心一直比较关心胜平弟,怕他会吃什么亏。好在原都是亲戚,加上舅舅又很能干,总体上关系处理得不错。

阿娟娘娘得病早于舅舅离世几年。舅舅在有生之年,在靠近嘉定的松鹤公墓买了一座三穴的墓,把大舅妈和阿娟娘骨灰安葬在一起。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6)

这张老照片是妈妈保存的。中间的是外婆,我妈妈站在外婆边上。后排有大舅,边上是阿娟娘大儿子洪生和媳妇小梁。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7)

阿娟娘娘与我妈兄弟妹四人的合影。照相馆拍的照片,还蛮正式的。

在愚园路的日子里,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介绍(图88)

这张照片是在静安寺铜仁路、延安路拍的。静安寺有几个区域重新规划、建设后已认不得了。

*我的舅公

另一户亲戚是我父亲的舅舅,我称他舅公。他是位十分慈祥,充满爱意的老人。因我出生后没见过阿爷、阿娘,从舅公身上想象一些祖辈的容貌、举止。

我去他们家的机会不多,一般会在春节拜年的时候。有时我母亲来上海,也会与她作伴去看望舅公。

舅公家也住在南市区,这个区域的住房比起静安区的住宅要破旧许多。看得出舅公家生活有些拮据,舅婆没有工作,也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第二个小孩得了腰子病(肾病)面黄肌瘦,生活上都靠舅公、舅婆照顾他们。舅公为了照顾女儿这个小家,两次搬家,住得离女儿家近一些,便于照顾,可房子都很小。

舅公每次看到我和弟弟来,他脸上就会漾起慈爱的笑容,看得出那是种出之内心深处的情感。每次我们都不准备在他那里吃饭,但每次都被他这种无私而真诚的情感所感染,最后还是留下来吃了饭,这让舅公感到由衷的舒心。

舅公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这是家知名的国营企业,生产电视机等广播器材,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新兴行业。舅公是木工,有一手好手艺。我父亲退休后,在家摆弄木工活,做的一些小桌子、小凳子,也是来之家传。

舅公活得健康、长寿,一直到90多岁。我去看他,还耳聪目明。他的女儿陈淑仪,一直与我家断断续续有来往。前些年,淑仪姨的两个儿子开了一辆车,带着他们的父母专程从上海到杭州看望我父母。母亲关照我安排一餐饭请一请他们。在杭州和平展览馆的“张生记”吃了午饭,边吃着杭帮菜,边听着大家叙叙旧,十分开心。我父母和淑仪姨夫妇都八十上下了,大家知道相聚的珍贵。

第二年春节,父母和我们三兄妹全家在上海过年,合家去了她们家拜年。过了这年,我母亲、父亲、淑仪姨丈夫相继去世。现在,与淑仪姨还时尔通个电话,彼此问候。她的三个儿子现在都有了出息,有的自己办厂,经营情况还不错。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外婆

《外婆》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收录在周杰伦2004年发行的专辑《七里香》中。这首歌曲是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

园路

园路是园林中的道路工程,包括园路布局、路面层结构和地面铺装等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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